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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孙犁散文集-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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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不只使当事者蒙不白之冤,也使他的家属,有血泪之痛。这称之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毫不为过。但这种做法,人们习以为常,他本人也会轻易地忘记。

而在太平盛世,天晴气朗之时,别人偶然描绘了一下类似他的嘴脸,伤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好官自为之,名人自当之,却忍受不了,以为别人不够朋友,刻薄无情,从此要绝交,要打句号。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奇异现象。

其实,目前的环境,周围的关系,绝不会因为他的某一特点,被某一作者采撷了去,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例如,我曾写入杂文《谈迂》中的那个人物,在后来整党的时候,就竟然当上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都还活着,不以为怪。

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

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

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对于别人,交往也好,得罪也好,我已没有什么希求。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但确实也不愿再写多少了。

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我的位置和价值

现在有些青年人,常常谈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我听了感觉很新鲜,也很羡慕。我活了这么多年,过去竟没有发现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如何,位置在哪里。

现在用回忆的方法,重新发现一次。

我在小学读书,在中学读书,共十二年寒窗,都是为了创造自身以后的价值和位置。当我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市政机关当雇员,价值是每月二十元。位置是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第二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小学校当庶务,价值是每月十八元。位置是在一个并不明亮的小窗户下面。第三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位置提高到楼上,价值是二十五元。

虽然如此,在以上三个阶段,我仍然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那些衙役、校役,对我都点头称先生。走在街上,那些农民,如果有子弟在学校,对我都毕恭毕敬。

参加抗战以后,价值是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位置从固定,变为游动,常常走在路上,爬在山上,很难说是一份什么位置了。

土地改革时期,曾被当做石头,从一条众多人围坐的炕上,搬到一个人独坐的炕上,算是变换了一下位置。其实也没有受什么惩罚,受什么罪。

进城以后,我的价值是每月六百五十斤棒子面。可以养家糊口,我的家属,第一次发现了我的价值。而且还有了稿费,用一个朋友的当时的话说,是“日进斗金”。这是社会发现了我的位置——作家。但不久就病了,有些人很为我的价值的即将消失伤心。终于又好了,伤心的不再伤心,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一切价值都谈不上了,一切位置都没有了。我到食堂去劳动。有一天帮着师傅们磨豆腐,推磨棍的一端,应该有一块重东西——一块石头或几块砖头坠着。有一位师傅提议,叫我去填补这个位置。

这位师傅和我很熟,并且知道我有病。过去我偶尔到食堂用饭,他总是微笑着把我请到上座,也就是最好的位置,品尝品尝他做的饭菜。我吃完以后,赞美他的厨艺时,他照例地说:

“首长吃好了,身体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现在,他叫我坐到磨棍上去,是想和我开个玩笑,或者希望我从上面跌下来,形成一个大笑话。

有一天,我被派到招待所去砸煤。砸煤本来应该是在地上,监视我的人,却叫我到煤堆顶上去砸,这就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了,但总和位置有关。过去,在他们心里,我的位置太高了。

我原是这家报社的一名编委。“文化大革命”,有案可查的,就是我多年不上班。有人说,十年没有露面。推而演之,定为:白吃饭的人,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

糊里糊涂,“四人帮”垮了,三中全会开了,前不久还说我不劳而食的人们,又都说我贡献最大,是报社的光荣,建议我当名誉社长。虽然没有成为事实,还是给了个顾问的头衔。

我还没有死,以后变化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论曰:

价值与位置,是辩证的统一,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通俗言之,即金钱与时运。一般人,不能自我发现,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

西汉之末,有刘盆子,旁人发现他是皇帝。盆子执意放牛,不做皇帝。能这样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的,千古一人而已。

至于写几首诗,发表几篇小说,便吹牛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其不自量,无自知之明,是非碰壁不可的。

1988年8月3日改讫

谈理解

这些年,理解一词很流行。好像过去人们都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一种新发明似的。从此以后,是不是人们之间,理解的程度就会加强加深了呢?不得而知。

我认为,人与人的相互理解,自古以来,就被看做是应该的,但做到,却是很困难的。这像很多事情一样,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实际。凡是实际,都包含着历史、时代、环境诸种因素。如果只理解一种因素,不理解别种因素,必然会造成误解。即使同一因素之中,还有因时、因地、因人的差别。至于偶然的影响,那就更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了。

所以说,理解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没有写过畅销的书,有些稿费,“文化大革命”,为应付当时局面,已上缴国库。近年虽时有短文发表,每篇或二十元,或四十元,于生活不无小补,然一二年才能凑成一本小书,稿酬亦不过千元上下。银行虽尚有些积蓄,然须防老,不敢轻动。

这是我的经济实际,但有些人就不能理解,“文革”时的一些情景,且不去说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张口借三千五千。有一位贵州小姑娘,来信向我要两千,还要我亲自给她送去,她在村边等我。

她不知道,我即使能旅游,也游不到贵州了。这就是因为她不理解我的另一种实际:我不是慈善家,甚至不是一个慷慨的人。

还有的青年人,来信叫我买书、买物品,替打官司。他们说,如果你出不去,可以派秘书去办。

他们不知道,我这里没有秘书,一辈子也没有用过秘书,现在甚至没有三尺应门的童子。我住在三楼,上下不便,每逢有收报费,投挂号信的,在楼下一喊叫,我就紧张万分,天黑怕跌交,下雪怕路滑,刮风怕感冒,只好不订报,不叫朋友寄挂号件。就是平信,也因不能及时收取,每每遗失。在此,吁请朋友来信,不要再贴特种邮票。

这又是一种实际,鲜为人知。

近年作家一行,早已不为人羡慕,因为他们的收入,已远不及演员、歌星、画家,甚至做小生意的人。但社会上的一些书呆子,仍把它看作生财之道,还以为我们这些人生活得多么阔气,多么幸福,多么有办法。这注定他们的前途,也不会光明的,因为他们对人的实际,理解太不够了。

但这也只是一方面的实际,另一方面则是:多一分资财,就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资财,就少一分理解。这是古今一致的。

古人云:隔行如隔山。俗话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都是经验之谈,不可不信。虽是同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相互理解的;即使是亲人,理解也不会是那么全面的。旧剧《刺王僚》有唱词曰:虽然是兄弟们情意有,各人心机各自谋。每听到时,心里总是感慨万分的,惊心动魄的。

1990年2月2日上午

谈闲情

人生,总得有一点闲情。闲情逐渐消失,实际就是生命的逐渐消失。

我是农家的孩子,农村的玩意儿,我都喜欢,一生不忘。

例如养蝈蝈,直至老年,还是一种爱好,但这些年总是活不长。今年,外孙女代我买的一只很绿嫩的蝈蝈,昨天又死去了。我忽然想:这是我养的最后一只。我眼花耳背,既看不清它的形体,又听不清它的鸣叫,这种闲情,要结束了。

幼年在农村,一只蝈蝈,可以养到过春节。白天揣在怀里,夜晚放在被里,都可以听到它欢畅的叫声。蝈蝈好吃白菜心。老了,大腿、须、牙都掉了,就喂它豆腐,还是不停地叫。

童年之时,烈日当空,伫立田垄,蹑手蹑脚,审视谛听。

兴奋紧张,满头大汗。捉住一只蝈蝈,那种愉快,是无与伦比的。比发了大财还高兴。

用秫秸眉子,编个荸荠形的小葫芦,把它养起来,朝斯暮斯,那种情景,也是无与伦比的。

为什么在城市,就养不活?它的寿命这样短,刚刚立过秋就溘然长逝了。

战争年代,我无心于此。平原的青纱帐里,山地的衰草丛中,不乏蝈蝈的鸣叫,我好像都听不到,因为没有闲情。

平原上,蝈蝈已经不复存在,农民用农药消灭了蝗虫,同时就消灭了蝈蝈。十几年前,我回故乡看见,只有从西南边几个县过来的行人,带有这种稀罕物。也是十几年前,在蓟县山坳里,还听到它的叫声。

这些年,我总是喂它传统的食物,难免有污染,所以活不长。

当然,人的闲情,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引来苦恼,引来牢骚。太多,就会成为八旗子弟。初进城时,旧货摊上,常常看到旗人玩的牙镶细雕的蝈蝈葫芦,但我不喜这些东西,宁可买一只农民出售的,用紫色染过的小葫芦。

得到一个封号,领一份俸禄。无战争之苦,无家计之劳。

国家无考成,人民无需索。住好房,坐好车,出入餐厅,旅游山水。悠哉度日,至于老死。不知自愧,尚为不平之鸣,抱怨环境不宽松,别人不宽容。这种娇生惯养的绔绔子弟,注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1990年8月16日中午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一)

《庄子》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很深奥的。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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