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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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薄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的(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的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
我一向认为,作文和作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实,即华丽,亦粉饰耳。
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
三、文字、文章要自然。
三者之反面,则为虚伪矫饰。
以作人为譬:有的人,在那非常不光彩的年代里,他所贴的大字报,所写的大批判,所负责的刊物,所写的小说,目前仍在书店仓库里堆放着,废品站里收购着,造纸厂里还魂着,总之是还没有处理完毕,他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坐而论道:大言不惭,神气十足,俨然君子。当然,以上种种,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忘记了也不影响国计民生。但对写作来说,却并不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文风,也是一种心术,如不痛下决心改正,要他写出有真情真象的作品,我以为十分困难。
另外,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土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湖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他虽一时失去真象,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
198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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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远道集》后记
远道二字,引自一句古诗,取其字面冲淡,别无深意。
人到晚年,前途短促,而所思忆,常常是邈远玄虚的往事。自己走过的,是一条无止无休,山山水水,乍寒乍暖,风雨无常的路。这条路非常绵长,非常曲折,但印象又已经非常模糊,回忆起来,近似进入一种梦境。
目前,我所住的庭院,越来越乱杂,砖头瓦块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不平,我很少到院里去散步了。
今年夏天,热得奇怪。每天晚上,我不开灯,一个人坐在窗前,喝一杯凉开水,摇一把大蒲扇。用一条破毛巾擦汗。
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小动物昆虫很多。今年耗子又特别嚣张,所作声响,有似黄鼠狼,也可能真的是黄鼠狼。破纱窗上有几只壁虎,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固定的地方,捕捉蚊蝇,并常常有小壁虎,掉在我的床铺上。有各式各样的蟋蟀在四处鸣叫,我不必再去花一角钱买叫蝈蝈了。
过去,我在秋季的山村,听过蟋蟀的合奏。那真是满山遍野,它们的繁响,能把村庄抬起,能把宇宙充塞。
夜深了,月光从窗口射进来,也有些凉意了,我钻到蚊帐里去。
记忆里的那条路,还在眼前伸展,渺渺茫茫,直到我真的进入梦境,才忘记了它的始终。
我的记忆中断
窗外明月高悬
壁虎仍在捕捉
蟋蟀仍在唱歌
一天,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拿这部书稿,他说:
“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我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原稿上删去的地方很多,证明烦絮话、废话增加了。明年是否还能有一本书,实在难以预期。”
那位编辑安慰我说:
“不会的,绝不会的。”
当然,以往走过的道路,不管有多么远,成败如何,那只是一个人的行程,并且已经是陈迹。未来的人生道路,那才是无止境的,充满希望的。
1983年9月5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陋巷集》后记
以上,是我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五月,所写文章的汇集。两年的时间,仅得这样一本小书,较之前些年,确实是步履蹒跚了。
其内容,仍与前几册相同。过去的事,居十之五;眼前的事,居十之五。关于未来和明天的,几乎没有。这证明,在我的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对将来和明天,失去了信念和希望。相反,这种信念和希望,像我前几年写过的一首诗里提到的,将牢固地伴随我的终生。
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有内容的话,通俗易懂的话。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
我看到当代作家的一些文字或言论。有些人总想把话说得与众不同;把话说得充满哲理,以便别人看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的,只有天才的作家,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
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样,每逢我看到拐弯抹角,装模作样的语言时,总感到很不舒服。这像江湖卖药的广告。明明是狐臭药水,却起了个刁钻的名儿:贵妃腋下香露。不只出售者想入非非,而且将使购用者进入魔道。
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哲人,凡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的语言,都是质朴的,简短的。道理都是日常的,浅近的。
陋巷二字,虽不雅训,却出自圣人经典,也就是那些质朴简短的文字之中。我七岁时,入乡村小学,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牌,却原是一家农舍,处在一条陋巷之底。
我在这里读书识字,受到教育。并从此有了念书人的经历,有了自己的一生。
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
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1986年6月25日下午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无为集》后记
从二十岁起,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中间曾有几次停顿。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停顿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不是完全搁笔。运动初期,我以惜墨如金的笔意,每天对付二百字的检查,在措词取舍上,动了很多脑筋,运动后期,于一九七○年起,我与远在江西乡下的一位女性通信,持续一年又半,共计十万余字。算是一次很有效的练笔机会。使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重理旧业,得心应手,略无生涩。
此外,就是“解放”之后,以包裹旧书为消遣。先后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有五万。
呜呼,人既非英杰,又非奇才,别无扬眉吐气之路,写一点失败的情书,弄一点无聊的题跋,稍微舒散一下心气,也还是可以的。从业务上说,也算是曲不离口,弦不离手吧?
以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现在这一本,题名《无为集》。
这些,都是小书,每本十万字以上。其内容,包括几个大题目: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也都是单薄小文,零碎文章。
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与我过去写的东西,都有所区别。这是无足奇怪的,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正如以前写不出现在的文章一样。此关天意,非涉人事。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本来以文艺为人生进步而作,现在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乳房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
如果这个还能叫作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
人在青年,是不会想到晚年的,所见的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和掩饰。
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致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无聊有之,骂人之心,确实没有。
既不坐在家里骂人,也不跑到街上捧人。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象,汰除恩怨为箴铭。如此行文,尚能招怨,则非文章之过,乃世无是非之过也。
在文字工作上,也不是没有过错的。在进城初期所写的小说中,有的人名、地名,用得轻率,致使后来,追悔莫及。
近期所写小说,虽对以上两点,有所警惕,在取材上,又犯有不能消化的毛病。使得有些情节,容易被人指责。这都是经验不足,考虑不周,有时是偷懒取便所致。文字一事,虚实之间,千变万化,有时甚至是阴错阳差,神遣鬼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我起书名,都是偶然想到,就字面着眼,别无他意。“无为”二字,与“无为而治”一词无关,与政治无关。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意思。这是想到自己老了,既没有多少话好说,也没有多少事好写的,一种哀叹之词。也可以解释为,对自己一生没有成就的自责。也可以解释为,对余年的一种鞭策。总之,不是那么悲观,有些乐观的意思在内。
任我怎样不行,为书起个花哨俏丽的名儿,多想想,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样征订数就可以多一些。但我不愿那样做,这也是因为我老了,要说心里话,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惹人发笑了。
198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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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孙犁文集〉续编》序
文集续编共三册。收入《远道集》、《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六集文章。此外尚有近年陆续发见之抗日时期及土改期间旧作,以及文集前编所未能收录者,各若干篇。约共一百万字。
经此次编辑,近作得各归部类,旧作能略存足迹。总体观之,少作不论,晚年文字,已如远山之爱,既非眼前琼林,更乏步下芳草。非时下之所好尚也。
负责审阅者,多数同志,文集前编即相助,可谓贯彻始终,帮忙到底。
文集前编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以来,数年前即已售罄,是知海内,尚有读者。今衰老日甚,年月迫促。百花热情出版此书,我也乐观其成,并认为是老年赏心乐事之一端。
然十年之中,文集前编同人,已先后逝去林呐、曾秀苍、邹明三位同志。他们不只是文集出版的倡议者,而且也都是我的知己友人。音容已渺,情谊犹存。抚卷怆然,有感今昔。
念人事之无常,叹文章之何有?悼侪辈于生前,垂空文于身后。是亦可哀伤,而无可奈何者也。要之,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1991年8月21日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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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最近,因为学习李贺的诗,也读了杜牧写的序言。我的古文底子很差,反复诵习这篇序,才好像有所领会: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杜牧谦让再三,但还是写了。他的序文,对李贺来说,我以为是最确切不过的评价。他用了很长的排偶句子,歌颂了李诗的优长之处,但也指出了他的缺点不足,这篇序文写得极有情致,极有分寸。
我正俯在桌子上读着杜牧的序文,就收到了映山寄来的一包稿子。附着一封信说:他要把自己过去写的短篇,编选成一个集子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这真是我意想不到也愧不敢当的事。
但因为这是映山的作品,我终于答应试一试。
我和映山,是一九五二年冬季,在保定远千里同志处认识的。那时他是一个农村青年,在保定一中读书。后来,他经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投稿。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的文字交往并没有断绝。
这些年,在我交往的人们中间,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幻百端的。在林彪和“四人帮”等政治骗子影响下,即使文艺界,也不断出现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实际上,这已经远劣于市道之交。映山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他热爱农民的质朴,又回到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