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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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大体形态而言，林彪、“四人帮”之所为，是用了嫁祸于人和借刀杀人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为中国革命付出过血汗的老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一切差别和等级之间，波及整个社会。他们用鲜血淋淋的白色恐怖，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群众向东向西，只能听他们的，稍有迟误，火便会烧到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这一时期，是很难谈什么人性、道义、同情等等美德的。
前几天，一位同事，写了一个短篇，拿来叫我看。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好，只是那个故事不真实。写的是在那十年动乱的时期，一个小孩因受父母牵连，被押送到亲属所在的北大荒去。在火车上，人们居然对这个孩子，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与爱护。有人给他吃食，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给他理发。
一群妇女自动组织起来，给他赶制棉衣，在一个姑娘的照顾下，小孩甜蜜地睡着了。这种场面，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照顾负伤的子弟兵一样。而车站外面，正是红海洋，高音喇叭气氛。
当时所谓黑帮子女，能遇到这种待遇吗？这是过分地把这一非常时期美化了，理想化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人民能这样抵制，这场“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不是说，人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是说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作这种表示，更不用说在火车上进行这种串连了。也不能要求人们这样做，他们把同情埋藏在心里，不趁火打劫，不落井下石，就算够道义的了。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痛苦。
在李准同志这篇小说里，第七节所写，王结实的正义行为，或者说是仗义举动，也使人有些不典型的感觉，与人物性格不很统一。正因为如此，此段以后，文章也就失去了那种幽默感，显得有些勉强了。
作者是想表现贫农的优良品质，增加人物的分量。但这一想法，并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因为这一行为，超越了时代和人物的典型界限。
一篇短篇小说，应该情调统一，适可而止。有时要延长一些什么，或强加上一点什么，效果反而不佳。
1981年5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后记人类的史诗，翻过了从荷马、拜伦、贝多芬、高尔基，历史上像一串北极星斗一样灿烂的诗篇，到了后面的篇幅，中华民族，世界人类最古老优秀民族之一的全体，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开始了这史诗的续写！
这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书写的人类史诗的续篇，虽还没有完成，但它在第一句便显示了空前的光芒，这光芒，将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像古刹的万年灯火，永久不灭，而射澈今古！
中国的青年写作家，一切从事于文化工作的男女，生在这个时代，参加这次战斗，应该自觉到你的光荣，你的幸运！
我们申诉一切青年写作者的火炬、星斗、太阳高尔基的话语：在世界上从来没有找出像现在这么有广大的可能，去参加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行动。因此，每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义务，就在于认识自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工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
我们的武器，照高尔基说来是写作，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好地在思想上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写作更尖锐，使我们的武器，更能激动全民族的心灵和口舌。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多献心力于抗战！
这一切义务降临到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通讯员面前，他们就更变为沉重和迫切了！
站在民族解放战斗的行列里，一个青年通讯员，应当是大军的尖兵，他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勇敢和理想。他应该有一个艺术家的心和历史家的敏感，战士的忠烈！
民族予青年通讯员，以焦渴的希望。优秀的通讯员，正在膺受着这希望而坚决的走上征途了。
他们要在全国各地，各战场上奔走，他们要把抗战的每一个细微，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报告，向全人类报告。
他们要把中国的一切新生力量，一切进步，一切光荣，一切胜利，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夸耀，向全人类夸耀！
这样下去，就得到了我们的胜利，这样积累下去，就造成了我们的史诗。
同时，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不但由少数专门家，分配到了广大的青年身上，而且更需要分配到大量的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去！中国的新闻事业，经过民族抗战，将在全国造成一幅广密的网。中国的新闻，将渗入中国的每一个细微。广大的工农士兵通讯员，将成为一簇新闻钢琴的键，弹奏着光荣、完整、旋律复杂的歌！
由于把抗战新闻工作，分配到每个青年，及广大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由于这些通讯工作者，所担负的任务是如上所说的那样重大，由于全国人民对于通讯，这样的器重，而一个通讯员，又是这样举足轻重，正如加里宁所说的：
通讯员是舆论的耳目，他把社会的意见表达出来，他应当有很大的权威。
对于他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站在全国青年通讯员，工农士兵通讯员的工作行列里，以热烈的心，虔诚的心，迫切等待批评的希望，贡献出这个小册子。如果使我们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从这上面，得到一些写作上的、修养上的补助，那我们除去跳跃的喜欢以外，将更加强我们的工作。
1939年10月10日阜平，百花湾边区抗敌报社经售
1940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农村速写》后记
这里辑印的十几篇短文，除去《投宿》一篇，是在晋察冀山地时写的，时间靠前，其他各篇全是在冀中农村工作时所写，时间则在日本投降以后，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期间。
他们微小无奇，能得机会印出是幸运的。
这差不多都是纪事，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的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说明它们虽然都是意图把握农村在伟大的变革历程中的一个面影，一片光辉，一种感人的热和力，但又都是零碎的，片面的。
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后来也曾出现在我写的小说里（其实严格讲来，也只是较长的速写），但内容并不重复。是因为我常常想念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后来编给它们一个故事，又成一篇作品，当然还是粗略的作品。我想，如果我永不忘记他们，我想念的再多一些，再全面一些，今后，我也许还能够写些比较全面的，比较符合他们伟大的面貌的作品吧。
我们要努力生活也要努力写作，这就是工作的全部过程。
人民和生活并不停止在那里，正在突进发展，共同辉映，才能完成历史的写照。
就是说，如果读者同志们从这些短文里指摘出，在哪些地方，我遗漏了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在哪些地方，我没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生活前进的方向，那对我的教益，就更深刻了。
1950年3月
以上是第一次印行时的后记。这次重印。除在文字上略作修正外，抽出《塔记》一篇，编入《张秋阁》及《访旧》以下各篇。《张秋阁》一篇，是从旧稿中检出，这显然是一个断片，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把它抛掷，现在却对它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也许是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回忆，越来越感觉珍重了吧。《访旧》等四篇，是我一九五二年冬季下乡时感受的材料，回来写成的。
1954年8月又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青春遗响》序
这里的青春，指的是我的青春；其遗响，自然也是我的遗响。
每一个时代，它的知识分子群，总是有它的特定的温床和苗圃，以及它成长以后，供它驰骋的天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温床，是没落的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以及乘虚而入的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温床上，知识分子先天接受的是反封建统治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对人民群众的启蒙运动，即开阔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奋勇地、出色地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使命。但使命并没有终结，它延续到了下一代，即我们这一代。
抗日战争，实际是这一使命的继续。全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醉如狂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无愧于时代，也出色地完成了它赋予的使命。
我，并非先知先觉。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以病弱之躯，参加在这一伟大行列之中。我们做的工作，除去抗击侵略者，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不外是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近几年来，常常有热心的青年同志，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报刊上，给我抄录一些旧作寄来。这本集子的首次两篇，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傅桂禄抄录的。第三、第四两篇，是北京部队刘绳抄录的。其余各篇，是对我的旧作一贯热心收集的冉淮舟抄录的。《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一篇，是过去存下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九四一年在晋察冀边区印刷的，字迹漫漶已甚，我几次想整理修改，都知难而退，因之不能再版。现存录此篇，是为的说明当时所做的这件事，也是启蒙之一种。
和《冬天，战斗的外围》同时抄来的，还有一篇题为《活跃在火线上的民兵》的通讯。这两篇通讯，接连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都署着我和曼晴同志的名字。经我辨认，前一篇是我写的，没有疑问。而后一篇，则像是曼晴所作。我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而曼晴同志的文笔文法，则整饬得多。当时我们两人，共同活动，又羡慕“集体创作”这个名儿，所以这样发表的。现在编辑成集，不能滥入他人之作，我把后一篇寄曼晴同志保存了。为了纪念我们过去的战斗友谊，还是要在这里提一下。
关于晋察冀边区乡村文艺的两篇，是调查报告。当时好像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团，有边区几个大的文艺团体负责人参加，我是跟随沙可夫同志去的。我随见随记，“抢先”把它发表了，当时还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此行以后，并无正式的调查报告。现在保存下来这点材料，对了解战争时期边区的文艺活动，还是有些用处的。
关于《平原杂志》上的文章，因为我过去提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启蒙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代代有先驱，有众多的仁人志士，成绩都载于史册。这一工作，也是断断续续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绝如缕的。因为真正的启蒙，只有依靠政治之力，单凭知识分子，是做不出多大的事业来的。而政治则是多变的，反复的。在历史上，新兴的政治势力，都重视群众的启蒙工作；一旦得到政权，则又常常变启蒙主义为蒙蔽主义，以致群众长期处于愚昧状态。“四人帮”之所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突出的一次。
我当时所做的，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不是有人把这些文字抄来，我也把它们忘记了，别人也不会想起它。因为重读了一遍，才引起一些感想。
那时从事这些工作，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文化团体工作。众所周知，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一九四六年冬季，我在饶阳县一个农村编《平原杂志》。有一天，我的叔父有事找我去，见我一个人正蹲在炕沿下，烤秫秸火取暖，活像一个叫花子，就饱含着眼泪转身走了。
在战争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步行。我很好单身步行。特别是在山地，一个人唱唱喝喝地走着，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有山果便吃，有泉水便喝，有溪流便洗澡，是可以自得其乐的。列队行军，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了。那次调查乡村文艺，我和一位剧团团长同行，他是从平原来的，山地道路不熟，叫我引路。我们沿着沙滩，整整走了一天，天已经晚了，都有些疲乏，急于要找到宿营地。他骑在马上打瞌睡，我背着被包，聚精会神地走在马头前面看路，不巧，钻错了一个山沟，又退回来，他竟对我发起脾气。那里的山沟，像树的枝杈，东一道西一道，是很不好辨认的。田间同志，就是以常常钻错山沟出名的。我也遇到过通情达理的骑马人。有一个从延安下来的记者，我们在冀中一同工作时，他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不只叫我把被包放在马上，还和我轮流乘骑。他知道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