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文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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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又快一小时,有三个放了,最后第四个是那个拿台湾护照,娶比利时太太的也放了。他太太对我说:“不要急,你情形跟我先生一样,马上轮到你了,再会了。”
这一下我完全孤单了,等了快三十分钟,没有人来理我,回头一看,一个年轻英俊的英国人站在我后面,看样子年纪不会比我弟弟大,我对他说:“你吓了我一大跳。”他笑笑也不响,我看他胸口别着安全官的牌子,就问他:“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又笑笑不说话。(真傻,还不知道是来监视我的。)这时那个移民局的小胡子过来了,他先给我一支烟,再拍拍我肩膀,对我友善的挤挤眼睛,意味深长的笑了笑,(你居然也还会笑。)然后对我身后的安全官说:“这个漂亮小姐交给你照顾了,要对她好一点。”说完,他没等我抽完第一口烟,就走了。这时,安全官对我说:“走吧,你的行李呢?”我想,我大概是出境了,真像做梦一样。他带我去外面拿了行李,提着我的大箱子,往另一个门走去。
我说:“我不是要走了吗?”他说:“请你去喝咖啡。”
我喝咖啡时另外一个美丽金发矮小的女孩来了,也别着安全官的牌子,她介绍她叫玛丽亚,同事叫劳瑞。玛丽亚十分友善,会说西班牙文,喝完咖啡,他们站起来说:“走吧!”
我们出了大门,看见同机来的人还没走,正乱七八糟的找行李,我心里不禁十分得意,马上找李太太。我的个性是是泥菩萨过完江,马上回头拉人,实在有点多管闲事。
玛丽亚将我带着走,我一看以为我眼睛有毛病,明明是一部警车嘛!她说:“上吧!”我一呆,犹豫了一下,他们又摧:“上吧!”我才恍然大悟,刚才那个小胡子意味深长的对我笑笑的意思了——中了暗算,被骗了。(气人的是,那个娶外国太太的中国人为什么可以走?)
眼看不是争辩的时候,还是先听话再说,四周的嘈杂的人都静下来了,众目睽睽之下,我默默的上了警车(真是出足风头),我的流浪记终于有了高潮。
我不闭嘴
警车开了十分钟左右,到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我的行李提了进去,我一看,那地方有办公室,有长长的走郎,有客厅,还有许多房间。再走进去,是一个小办公室,一个警官在打字,看见我们进去,大叫:“欢迎,欢迎,陈小姐,移民局刚刚来电话。”玛丽亚将门一锁,领我到一个小房间去,我一看见有床,知道完了。突然紧张起来,她说?:“睡一下吧,你一定很累了。”我说:“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我不要睡。”她耸耸肩走了。这种情形之下我那里能睡,我又跑出去问那个在办公的警官:“我做了什么事?我要律师。”他说:“我们只是管关人,你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要关多久?”他说:“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关了好多天了。”他指指一个看上去才十几岁的阿拉伯男孩。我回房去默默的想了一下,吵是没有用的,再去问问看,我跑去叫那警官:“先生,我大概要关多久?”他停下了打字,研究性的看着我,对我说:“请放心睡一下,床在里面,你去休息,能走了会叫你走的。”我又问:“什么样的人关在这里?都是些谁?”“偷渡的,有的坐船,有的坐飞机。”“我没有偷渡。”他看看我,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你可不可以闭嘴?”我说:“不闭。”他说:“好吧,你要讲什么?”我说?:“我如果再多关一小时,出去就找律师告你。”“你放心,移民局正在填你的罪状,不劳你先告。”
我说:“我要律师,我一定要律师。”他气了,反问我:“你怎么不去房间里抱了枕头哭,你吵得我不能工作。”“我要律师!”他奇怪的问我:“你有律师在英国?”我说:“有,给我打电话。”他说:“对不起,没有电话。”我也气了:“这是什么?瞎子!”我指着他桌上三架电话问他,他笑呵呵的说:“那不是你用的,小心点,不要叫我瞎子。”
我当时情绪很激动,哭笑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了,反过来想,哭是没有用的。事到如今,只有努力镇静自己往好处去想,跟拘留所吵没有用的,要申辩也是移民局的事。不如回房去躺一下吧。回房一看,地下有点脏,又出去东张西望,那个警官气疯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找什么?”我说:“找扫把想扫扫地。”他说:“小姐,你倒很自在呵,你以前坐过牢没有?”
本人坏念头一向比谁都多,要我杀人放火倒是实在不敢,是个标准的胆小鬼。
人生几度坐监牢
他说:“来来,我被你吵得头昏脑胀,我也不想工作了,来煮咖啡喝吧!”于是我去找杯子,他去煮咖啡,我说:“请多放些水!”他说:“为什么?”我也不回答他,就放了一大排杯子,每一个房间都去叫门:“出来,出来,老板请喝咖啡啊!”
房间内很多人出来了,都是男的,有很多种国籍,神情十分沮丧委缩,大家都愣愣的看着我。警官一看我把人都叫出来了,口里说着:“唉唉,你是什么魔鬼呵!我头都痛得要裂开了。”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中国女孩来过?”他说:“有,人家跟你不同,人家静静的在房内哭着,你怎么不去哭啊?”(怎么不哭?怎么不哭?怎么不哭?太讨厌了!)
我捧着杯子,喝着咖啡,告诉他:“我不会哭,这种小事情值得一哭么?”反过来想想,这种经历真是求也求不来的,人生几度夕阳红——人生几度坐监牢呵!
看看表,班机时间已过,我说要去休息了,玛丽亚说:“你可以换这件衣服睡觉,舒服些。”我一看是一件制服一样的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囚衣?我不穿,我又不是犯人。”事实上也没有人穿。警官说:“随便你吧!你太张狂了。”
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
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的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劳瑞说:“快点,我扶你回去,不要泄气,我去跟移民局讲你在生病,他们也许会提早放你。”我一句话都不能回答,怕一开口眼泪真要流下来了。
英国佬不信我们有电视
我在机上没有吃什么,离开香港之前咳嗽得很厉害,胃在疼,眼睛肿了,神经紧张得像拉满的弓似的,一碰就要断了,不知能再撑多久,我已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闭上眼睛,耳朵里开始叫起来,思潮起伏,胡思乱想,我起床吃了一粒镇静剂,没有别的东西吃,又吃了几颗行李里面的消炎片。躺了快二十分钟,睡眠却迟迟不来,头开始痛得要炸开了似的。
听听外面客厅里,有“玩皮豹”的音乐,探头出去看,劳瑞正在看“玩皮豹过街”的电视。(玩皮豹想尽了办法就是过不了街,台湾演过了。)我想一个人闷着,不如出去看电视,免得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去坐在劳瑞前面的地上看。这时大力水手出场了,正要去救奥莉薇,还没吃菠菜。那些警官都在看,他们问我:“你们台湾有电视么?”我告诉他:“不稀奇,我家就有三架电视,彩色电视很普通。”他们呆呆的望着我,又说:“你一定是百万富翁的女儿,你讲的生活水准不算数的。”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看图片,我们的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天线,我怎么是百万富翁的女儿,我是最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台湾生活水准普遍的高。”
复仇者
有一个警官问我:“你们台湾有没有外国电视长片?”我说有,叫《复仇者》。我又多讲了一遍《复仇者》,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们。玛丽亚说:“你很会用双关语,你仍在生气,因为你被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复仇者,复仇者,谁是你敌人来着?”
我不响。事实上从早晨排队开始,被拒入境,到我被骗上警车,(先骗我去喝咖啡。)到不许打电话,到上洗手间都由玛丽亚陪着,到叫我换制服,到现在没有东西给我吃——
我表面上装得不在乎,事实上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总坚持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起码的受人尊重,也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存下去的原则。虽然我在拘留所里没有受到虐待,但他们将我如此不公平的扣下来,使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会很快淡忘这事的。
我不想再看电视,走到另一间去,里面还真不错,国内青年朋友有兴趣来观光观光,不妨照我乘机的方法进来玩一玩。另外房间内有一个北非孩子,有一个希腊学生,有一个奥国学生。我抽了一支烟,他们都看着我,我以为他们看不惯女孩子抽烟,后来一想不对,他们大概很久没有烟抽了,我将烟拿出来全部分掉了。玛丽亚靠在门口看我,她很不赞成的说:“你太笨了,你烟分完了就买不到了,也不知自己要待多久。”
这些话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但我不是唯我主义者。几支烟还计较吗?我不会法文,但是我跟非洲来的孩子用画图来讲话。原来他真的是偷渡来的,坐船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非洲做了小偷,警察要抓他把手割掉,所以他逃跑了。我问他父母呢?他摇头不画下去了。总之,每个人都有伤心的故事。
真像疯人院
下午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玛丽亚来叫我:“喂,出来吃饭,你在睡吗?”我开门出来,看见玛丽亚和劳瑞正预备出去。他们说:“走,我们请你出去吃饭。”
我看看别人,摇摇头,我一向最羞于做特殊人物,我说:“他们呢?”玛丽亚生气了,她说:“你怎么搞的,你去不就得了。”我说:“谢谢!我留在这里。”他们笑笑说:“随你便吧,等一下有饭送来给你们吃。”
过了一下饭来了,吃得很好,跟台北鸿霖餐厅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刚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给别人吃了。刚吃完劳瑞回来了,又带了一大块烤肝给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识抬举,他们要生气。
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每一次电话铃响,我就心跳,但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厅看时装杂志。看了快十本,觉得女人真麻烦,这种无聊透顶的时装也值得这么多人花脑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欢看新衣服的。)
没事做,又去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台湾的位置上写下:“我是这里来的。”又去拿水洒花盆内的花,又去躺了一会,又照镜子梳梳头,又数了一遍我的钱,又去锁住的大厦内每个房间看看有些什么玩意儿。
总之,什么事都做完了,移民局的电话还不来。玛丽亚看我无聊透了,她说:“你要不要画图?”我一听很高兴,她给了我一张纸,一盒蜡笔,我开始东涂西涂起来——天啊,真像疯人院。画好了一张很像卢奥笔调的哭脸,我看了一下,想撕掉,玛丽亚说:“不要撕,我在收集你们的画,拿去给心理医生分析在这儿的人的心情。”(倒是想得出来啊,现成的试验品。我说疯人院,果然不错。)
我说我送你一张好的,于是我将侄儿荣荣画的一张大力水手送给拘留所,贴在门上。
开仗了
这样搞到下午六点,我像是住了三千五百年了,电话响了,那个大老板警官说:“陈小姐,你再去机场,移民局要你,手提包不许带。”我空手出去,又上了警车,回到机场大厦内,我被领到一个小房间去。里面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我坐在桌子前面,玛丽亚坐在门边。早晨那个小胡子移民官又来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又搞什么花样,我对他打了招呼。
这时我看见桌上放着我的资料,已经被打字打成一小本了,我不禁心里暗自佩服他们办事的认真,同时又觉他们太笨,真是多此一举。这个小胡子穿着淡紫红色的衬衫,灰色条子宽领带,外面一件灰色的外套,十分时髦神气,他站着,也叫我站起来,他说:“陈小姐,现在请听我们移民局对你的判决。”
当时,我紧张到极点,也突然狂怒起来,我说:“我不站起来,你也请坐下。我拒绝你讲话,你们不给我律师,我自己辩护,不经过这个程序,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