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人间-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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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也逐渐跟着君权而衰微。孩子们已不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债务，等到他们能赚钱的时候，已脱离了父母的权威——这在农业经济封建社会，是脱离不了的——工作、市场、工厂、贸易等等，使他们跟家庭分开。家庭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维系世族于不坠的据点，而像开花炸弹一样，在孩子们能够独立谋生之后，便炸成了碎片。而且，即令在孩子们脱离家庭之前，父权也不是绝对的矣。政府的权力已伸进了家庭，父权不得不低头。像姚瞽叟先生那种谋害亲生儿子的节目，古时候是不犯法的，如果发生在现在，恐怕三作牌早把该老头送到法庭，报上再加油加醋，即令他不进疯人院，至少也有几年监牢可坐的也。
绝对理性的“爱”，被纯感情的“爱”取而代之，遂由“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变成“天下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矣，这句话比较接近真理。不过问题还是一样，它只接近真理，并不等于真理，也不是绝对而无例外。盖感情是主观的，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一个人的智慧、知识、个性和人生境界，而对爱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要求和不同的表达方法。于是免不了就有下面两种流弊发生：一时，父母对子女在内心里根本就没有爱，但为了理性的驱使，他只好打出爱的招牌；二是，父母对子女确实爱得要命，但他爱得不得其法。
如此老爹
关于“父母没有不爱子女”哲学的流弊，虽然有姚重华先生之爹的榜样，我们仍不忍讨论，这总是少数中的少数。大体上说上帝造人，就赋给了下倾的爱，一个人对父母可能忤逆，但对子女往往无微不至，非他故意要做给人看也，而是情不自禁。但爱而不得其法，则举目皆是矣。柏杨先生有幼妹焉，在她三岁时，已经进人一九一零代啦，可是柏大夫人——也就是柏杨先生的娘——仍给她缠脚。我劝母亲大人不要这么残酷好不好，老人家就用擀面棍把我赶出大门。后来我煽动了几个不肖之徒的叔伯兄长，向老太太开导，老太太泣曰：“她现在受点苦，没有关系，我如果不给她把脚缠好，将来长大啦，嫁不出去，她不埋怨终生乎？那我才是害了她。”老太太爱子女的结果是，幼妹有一双百里内顶呱呱的三寸金莲。想不到等她长到论婚嫁的年龄，已是一九二零年代末期，洋学堂林立，女学生一个个大脚板，有钱人家的子弟非大脚不娶，而穷小子老太太又不肯给。后来还是柏杨先生心生一计，以五十亩上等稻田作陪嫁，才算嫁掉。爱之有时适足以害之，丰富而又有历史根据的人生经验，有时适足以造成悲剧，你说是不是一言难尽乎哉？
五年之前，柏杨先生住在台北市通化街。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一大群人围在临江街口，我就也挤了进去，看见一个大汉，把一个七八岁男孩子按到凳子上，用一根大拇指粗的齐眉棍，照孩子屁股上、腰上、腿上拼命乱打，一棍一道血痕，孩子在底下狂喊：“我不敢啦，爸爸。我不敢啦，爸爸。”而那大汉反而更打得英勇。路人有的上前劝解曰：“算啦，别把孩子打伤啦。”大汉曰：“你们不知道他多可恶……”柏杨先生忍不住也插嘴曰：“老哥，管教孩于是可以的，但你打得太过分矣。”那大汉一听我不是哀求他，而是干预他，就跳高曰：“我打我的孩子，你是什么东西。”呜呼，幸亏我年迈力衰，算他运气好，假使我有剑十三侠那两下子，早把他扭翻地地，这种父亲，真是绝件。
记不得哪篇文章上，作者在四川茶馆吃茶，店老板教训儿子的方法也可列入史册。该也是绝件的父亲，在他认为孩子做错事时，就喝令“立正”，站在一旁，然后喝令“打嘴”，孩子就自己用手掌打自己的嘴，教打二十下不敢打十九下，教打三十下不敢打三十一下，而且打得轻了不行，还得重打，肿还未消，第二次就又叫打，有时孩子还把自己打得满口流血。孩子不过十二三岁，枯瘦如柴，双目无光，精神迟钝。该作者就问该绝件，为啥如此凶暴，该绝件有他一套理，他曰：“中国所以不强，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服从。我要小孩从小养成服从的习惯，大人就会做人处世矣。”那篇文章写得动人肺腑，我想读者老爷中一定有看过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绝件父亲，只好说他上辈子作了孽。
还有一位年轻朋友，你的父亲也是绝件，老太爷此刻在台湾，所以不便写出姓名，他阁下一脑筋楚霸王思想面的观点看世界，否认事物的矛盾和质变，主张外因论。这，认为“没有我，焉有你”，子女们在他跟前不是玩物，就是出气筒。老头看起来很是豪爽，每天都大酒大肉，宾客如云，当着外人的面，把已成年的女儿搂到怀里，疼得要命，还喂她吃哩。可是一旦宾走客散，他就放下尊脸，乒乒乓乓，一顿耳光。有时候要她跪到地下，一跪就是一夜。他的儿子在中学堂时，距校约十里之遥，六年之久，他都不允许孩子骑他的脚踏车（当然偶尔也骑过，只是太少啦），把子女们搞得晕头转向，像一群孤儿。有一次该年轻朋友遍体鳞伤，向我请教，我就曰：“简单得很，你回去把老家伙揍一顿算啦。”他一听我教唆他忤逆，吓了一跳。我也觉得这话一旦外泄，准出毛病，而且把亲生父亲揍一顿，也实在有点混蛋，就又另外教他一法曰：“他可开溜呀。”花样就出在这里，他变色曰：“走不得，走不得，俺爹说啦，我们要走的话，他就打俺娘。”原来老头知道子女深爱母亲，就用老太婆作为要挟。呜呼，读者老爷请闭眼想一想，这算个啥家庭乎哉？这件事使我想起来另一件事，也是一位朋友，抗战时回籍奔丧，假满归来，有天晚上，悄悄告我曰：“柏老，我有一句话闷在心里，在人前不敢说，但又闷得慌，非吐出来才痛快，但你千万莫对别人讲。”然后叹口气曰：“我父亲死啦，趴在灵枢前，不能不哭，但我心里不但不悲哀，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真是罪过罪过。”
使他感觉到罪过的是理智，使他感觉到如释重负的是感情，而父母子女固是有感情的也。一个当爹的走到这条路上，而竟仍咬定是他是爱子女的，这不但是人间悲剧，也是人间丑剧。
这个问题，我们不忍心谈得太多，上面所举例子，并不是严重的。如果举起严重的来，势将更不好意思。我们只在于提醒老头老太婆，爱子女必须得其法，不能一味信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不能随着自己的个性，漫无止境地发展，否则徒然造成伤害。要知道子女终有一天也要长大成人，孔丘先生曾告诫孩子们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哪就是说，子女不接受父母为他安排一切的权利。孟轲先生更厉害啦，他曰：“父不父，子不子。”子女在不得已情形下，有背叛家庭的权利。父母子女之爱固是天性的，但也是培养的，生之没啥，养之才思重如山，不服气的老头老太婆只好被抛到脑后。
最后，我再度隆重介绍台湾电视公司每星期三放演的美国影集《妙爸爸》，那才是一个和睦温暖、充满了真爱真孝的家庭，使精神上的孤儿孤女看了落泪。呜呼，父母们都有做子女的经验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要宣传唯物主，而子女们却没有做父母的经验，父母们应思之思之，谅之谅之。
前途有限，回头无岸
音乐家和拳王是两个典型：一个典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才智有限。所谓声誉也者，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里送炭。另一个典型则是被错误的自信心，活生生地压扁——他阁下虽然有意退休，但抬轿的朋友不让他下轿，就又恍兮惚兮地觉得自己名副其实地真伟大呀！
柏杨先生的智力商数，据正史上说，高达四百零八，对这种道理，真是懂得既透又彻。呜呼，七年以来，天天努力爬格纸，出版了二十二本大作，一本大作平均十二万字的话，也二百六十二万字。不要说一个活人，肚子里的本钱有限，纵是一口水井，也抽干矣。必须等上若干时日，等到水慢慢涌满时再抽，甚至还得再凿个泉源才能再拍，否则的话，抽着抽着，抽出的就是泥浆；如果仍不服气，认为只要勇气百倍就行，那么立竿见影，恐怕抽出来的就是臭狗屎矣。届时读者老爷一拳捣到心窝上，那才叫惨不忍看。
然而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音乐家躲起来，苦苦修炼，当然妙不可言，可是，他却必须是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他口袋里一定装着足够他躲起来的银子，使他在躲起来的漫长岁月中，不致肚子咕噜咕噜乱叫。如果他跟柏杨先生一样，一个月不爬格纸就饿得两眼发黑，他恐怕无法躲起来，早跑出来猛唱矣。明知跑出来非糟不可，也只有任凭它糟。益与其当是饿死，宁可过一天算一天，一年后再饿死也。
古时候读书人，大多数都有三间破屋，十亩旱田，即令衣不蔽体，总可维持肚子不瘪。可是现在光景全非黄道周（1585—1646）明末学者。字幼平，号石斋。漳，一天不折腾，就一天没钱买米下锅。不是去年就是前年，曾有读者老爷来信劝我不要写啦，当时曾据实招供，在我们这个低待遇政策的社会，十年猛写不富，一天不写便穷。这种穷可是真穷，乃一种绝望的穷，永难翻身的穷。三十元一千字是十五年前的老价钱，万物都涨，只稿费没涨，一天三十元，一月不过九百元，阁下知道台北第五街商店的皮鞋乎？九百元不够买一双的。用一双皮鞋的钱养家活口，不要说再过几年，老得提不到笔啦，就是现在正在“高潮”，万一隆重地害上一场大病，连个医院都抬不进去，真是前途有限，回头无岸，哀哉，哀哉。
敝老头有时候急啦，也曾想抢一次银行，可是抢银行也不简单，第一得有一把枪，第二得胆大如斗，这两件我都不沾边。其次则只好努力买爱国奖券，不过青年守则“有恒为成功之本”，对买爱国奖券可用不上。柏杨先生真是买爱国奖券大王，数十年如一日，结果所有的银子全爱了国，大概晦运一直不退之故，剩下的唯一生路，就只有写写杂文矣。
好啦，吐了这么多苦水，只是盼望各位读者老爷慈悲为怀，遇到泥浆太多，或连臭狗屎都端到桌上，千万担待。实在憋不住心头之气，非踢不可，千万请往墙头上踢，别往我老人家屁股上踢，踢得急啦，我可要发泼。
嘉义县县长何茂取先生，最近曾在嘉义县县政府，把他的贤妻张花女士，揍了一顿，成了报纸上的花边新闻。经过情形的史学流派。因刊行《古史辨》而得名。又称“疑古派”。认，好像是张花女士到县政府找她的丈夫，三言两语，就大吵特吵，吵的结果是从楼上打到楼下。张花女士带着光荣的伤——两条腿上的白绷带——到法院告她丈夫伤害。何茂取先生当仁不让，扬言也要告她，告她损坏公物。这场官司经过亲友劝解，现在还没有打成，可能也就拉倒。否则的话，夫妻二人，分别坐在班房里，流泪望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这场戏就唱得更热闹矣。
何茂取先生暨夫人，是老夫老妻啦，为了啥事升格到热战，我们不知道，也不打算知道。盖清官难断家务事，局外人乱插嘴，反而使家务事更为复杂。我们这么说可不是“德之贼也”，难道夫妇间要往碗里下巴拉松啦，局外人也要袖手旁观乎？不要说到了下巴拉松，便是到了非离婚不可，局外人也以参加进去为宜，免得他们闹得像摔到石板上的一摊鸡蛋。我们只是说，普普通通的家务小小纠纷，还是让他们自行解决，事实上我们也会自行解决。吾友林番王先生当基隆市长的时候，林夫人曾狠狠地折腾了一阵。据说其中有政治因素，是不是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但等到林夫人恍然悟，把局外人都赶出大门。他们的家务也跟着风平浪静矣。所以我们对何茂先生的家务没意见，而只对他阁下打太太，而且从楼上打到楼下有意见。
一九四一年春天，柏杨先生在彰化县某国民学堂当教导主任，有位同事，平常文质彬彬，人缘很好。可是一天中午，他太太给他送便当，不知道为了啥，就在走廊上，他阁下扬起尊手，照他太太脸上，就一耳光，其声清脆，十分悦耳。等到大家把头伸出窗子观光时，他大概觉得良机难再，就又给他太太第二耳光。打太太已经很威武啦，而更威武的还是他太太，竟然必恭必敬地站是那里，像呆头鹅一样任凭他打。当下惹起了公愤，大家一涌而出，就要开接，如果不是他跑得比兔子都快，我想至少要躺到医院里哼上三天。
有人说这种打太太的节目是日本文化的遗毒，大概虽不中也不远矣。日本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