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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北京法源寺-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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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这么容易给人利用?”

“你们是不是傻瓜,要看你们走的是哪条路。你们至少在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帮助弱者打强者,在外表上,你们是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傻瓜之路、这就注定了你们被利用的命运。你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们;败了,别人都不负责任,你们被人上坟扫墓。上坟回来,还笑你们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走错了?”

“看你用哪一种观点来看。大体说来,你们走的路是侠客的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成败观根本和世俗不一样,别人以为你们被利用,你们却冷笑三声,为什么?你们的人生观是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你们根本志不在世俗所争的功业、权势、名位与财富。所以,当你们没得到这些而被别人得到,世俗认为你们是傻瓜,你们却冷笑三声,世俗认为你们是失,而你们却怕然自得。所以,从你们侠客的观点看,你们走对了路。可是,天呵!谁能了解呢?侠客哲学、侠客人生观,这是九世纪中国唐朝的小说带给我们日本的,现在是十九世纪。你们太古典了。”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上道的发展太偏向一坐车招眼,我们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楼。”林权助一边说,一边带上门,陪他们走下楼,“我把最后的一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到了门口,平山周说:“多谢公使指教,请公使上楼时,代为转告梁启超,告诉他我们赶去会馆劝谭嗣同了。”

林权助说:“自然,我一定转告。梁启超是广东人,也许吃不惯北方的菜,我已叫厨子给他做牛脯堡,他在这边,一切由我照应,请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详细说明了刚才同林权助的谈话。可儿长问,林权助说什么专诸荆轲,是什么人,平山周说:“他们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两千年前的人。专诸是吴国的一个孝子,喜欢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来谁也劝不住,只有他母亲来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时候吴国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争权,想找刺客杀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绍,认识了专诸。公子光常到专诸家去问候他母亲,并且送米送酒送礼物,一再照顾。这样过了四年。一天,专诸向公子光说,我是一个粗人,而你这样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你但白说。公子光就说,我想请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专诸说可以,只是我母亲还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帮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专诸说,好。但是王僚那边警卫很严,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说,我堂兄弟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吃烤鱼,如果你烤鱼做得好,就有机会杀他。于是专诸就去太湖边,专门学做烤鱼,变成了专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交给专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这匕首叫鱼肠剑,一句话也没说。专诸明白他的意思,说这种关头,我不敢自己做主,还是告诉母亲一声,再给你回话。于是回家,一到家,见了母亲,就哭了起来。他母亲看出了真相,就说公子光待我们这么好,应该为他卖命,你不要惦记我,现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点水来。专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来,发现母亲竟上吊死了。于是专诸专心为公子光卖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鱼给王僚,王僚警卫森严,怕他做手脚,限定他脱光衣服上菜,结果他把鱼肠剑藏在烤鱼里,还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当场被王僚的警卫砍死。刚才林权助说专诸型的中国武士道为私人的小目标,认为太没意义,就是指这个故事。”

“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一点也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胁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兔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柯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氏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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