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美文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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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的广告人，他肯定地说是汉森，语气里带着钦佩。
坐在车上时，我会想像汉森怎么过洛溪大桥，有没有塞车，是否跟我一样碰见过载满食品猪或者不锈钢管的车，是否也留意奥林匹克花园、碧桂园。我想像他在顺德做项目时通宵达旦疯狂加班的日子。我还能想起他家贴在墙上的作品，跟我在公司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不会像冲冲那样不耐烦，他把创意草图给我看，让我一起想像，还夸过我聪明。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分吃半条罐头鱼，偶尔也分享一张床。我还能想起他说我是一只白雀。我还能想起他为我擦拭二十岁生日那天流下的眼泪，他说我把一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却在那年流了最多眼泪。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坐14路夜班车，他拉着我在陌生的街道狂跑，抱着我在滴雨的屋檐下唱歌。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在地下通道，坐在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旁边哼哼，伤害了歌手的自尊。我还能想起很多，在他离开广州的最后几天，还带着哭腔问他能记住些什么。可，我居然记不清他的脸了。
后来，我重新记起他的模样。我在公司的旧文挡里找到他的名字，进入他的网恋记录，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了熟悉的描述：
“我一直是，累了，又没有人安慰。有时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初入行时有过连续六十个钟头干活，接着去客户那儿拿提案的记录，客户说：‘你该休息了。’我就哭了。”
……
“我，坚强、倔强，爱幻想，满脑子歪主意。口花花，心专一。多数女孩认为我英俊，是黑马王子。男人味十足，但不爱修边幅，我认为不值得。”
就是这样，他重新清晰了。
网恋记录的时间显示他们从18：50聊到次晨两点以后。看完漫长的对话，已是傍晚七点。正是中秋节，公司冷冷清清。我毫无表情地离开。感到冷。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上一辆出租车，来到每个周日下午看电影的Take Five，要了一份血腥玛丽，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坐了很久，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掏出日记本，写我在酒吧看到窗外一个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不像失忆，也不像找寻什么的男人；写血腥玛丽不好喝，像番茄沙律拌了威士忌。
容器 六
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时，我总努力忘掉一个人；等他到了另一座城市，再把记忆碎片重新拼贴。因为离开是终止，就像有时“好”是一个结束语。
这种拼贴是场体面的葬礼。我穿上最庄重肃穆的黑衣，领口别一朵小白菊，哀悼、恸哭、诉说衷肠，像大多数人那样，不再对死去的人抱怨什么，而是在葬礼上温情脉脉把一切包装。
参加完葬礼的人们，照常吃饭、喝酒、读报、通奸、欺诈。总可以有一个时间、地点、事件，继续生活。
我坐在Take Five那么久，包括写完日记，喝完血腥玛丽之后，眼泪始终流不出来。决定中断悲伤方面的想像，开始联想电影。比如《重庆森林》里阿武一失恋，就会去跑步，让体内的水分蒸掉，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仿佛很有道理：跑步这么私人的事情。
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也是。坐在了Take Five，就该忘记葬礼，而想与它无关的事，比如电影、容器、爵士、威士忌。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电影的发明实在是基于一个天大的错误，你自以为可以记录一个人影像，并通过重新制作，然后一劳永逸地将它进行投射。换句话讲，就是相信一段胶片比一块石头或者记忆更能够金刚不坏。这个奇怪的信念意味着，从格里菲斯到布烈松，整个电影史都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试图使电影比音乐更能表达概念，比小说更能描绘图景，比绘画更能展现情感。一言蔽之：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这是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戈达尔在影片《女人就是女人》中的旁白。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从容器对它的译文中得知。容器喜欢音乐、电影与喝酒，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写作，只翻译。
电影接近我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刚开始，我把电影当声像小说阅读。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小说。只不过，介绍电影的人比介绍小说的人要多。看电影是群体行为，是流感，富有传染性，感冒的感觉无人不知，还可以商量服用白加黑或康泰克；读小说则更像肝炎，它传染，但速度很慢，许多人带抗体，不可交流。
我并不喜欢影院，尤其通宵影院。学校附近有几个小影院，任何时候都有股臊臭味，夏天蚊子多，看陈冲导演的《天浴》，我被叮了整整三十三个包。再加上有人在影院猥琐地偷情；看《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大片，周围的人都捏着包纸巾，我却哭不出来。对影院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真正看电影是从Blues Republic开始的。从法国片《碧海云天》、《理发师的男人》、《奠边府战役》、《情人》、《爱丽莎》，到日本片《燕尾蝶》、《东京日和》、《写乐的感官世界》、《梦旅人》、《盗信情缘》，以至香港导演杜其风系列。每周一、三放新片，二、四重放。
从不喜欢做大多数人，在品味高雅的酒吧里看收藏多年的经典电影的优越感，已像一枚钻戒戴在我的中指。它一旦死亡，我会像寡妇那样郁郁而终。
并且开始鄙视好莱坞商业大片，尤其最新卖座的那些。许多出租影碟的小店，外面挂一张黄的或蓝的卡纸，对《不可能的任务》、《透明人》、《纽约的秋天》、《U…571》进行排列，跟港台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样；还有许多“走鬼”，抱着一纸箱影碟兜售，抽出其中一张可能就是《美国丽人》，它诱人的花瓣肚脐封套也出现在所有报纸娱乐版。铺天盖地的盗版，无穷无尽的庸俗。
当然这些经典电影在当年也是万人空巷的庸俗。惟一不同的是，没有盗版。弥久愈珍。
布鲁斯最后一支曲子自然消失，投影在屏幕上拉开，缓慢成为真实的图像。
那一次看的是岩井俊二的《梦旅人》，我要了罐苏打水，点燃一支据说在80年代象征前卫的摩尔烟，刚从西藏回来的女孩千菩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是疗养院还是戒毒所？”
“疯人院。”
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女孩从轿车出来，死活不愿进一所围墙长长的白色大院。
“镜头感很好。”
当屏幕上出现女孩往身上倒墨水时，千菩赞叹一声。女孩叫可可，兴奋地往身上一直倒，一直倒，她要把自己变成乌鸦一般。
“每天在墙垛上行走是什么感觉？”
“不属于墙内外的世界。”
“朴素的黑白色彩。”
“精神病人诉说的真实。”
成片成片的白布晾在大院里，穿白衣的病人在白布间穿行，争执他们的梦境。穿黑裙子，黑皮靴，打着黑伞的可可每天和两个穿白衣的朋友爬上围墙，在长长的墙垛上行走，捡到许多宝贝，见到撒腿就跑的孩子和传播音信得救的神父。一直走，一直走。其中一个捡到肢解的手，吓得一抖嗦，从墙垛摔下来，再也爬不上去，死在草地。可可和另外一个，浑然不觉。一直走，一直走。雨从天而降，他们清晰地记起并诅咒遥远的正常世界里的事情。他们接吻，可可举起捡来的枪，对准太阳穴扣扳机。满天的黑羽毛飞，飞。
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在持续电影中，在断续的对话中。我的摩尔烟，一次次伸向手腕。千菩浑然不觉。当黑羽毛飞起来时，一个焦黑的烙印已在腕上。千菩终于叫了一声：
“天，你在干什么？”
“疼痛想要溢出来，我就让它从这里来到了这里。”
我指了指心口，又指指手腕。微笑地望着惊讶的她。
“这是自虐。”
“不，这是诱惑。电影的诱惑。毁灭的诱惑。”
三天之后，烫处开始糜烂，脓，血；30天以后，它平静下来，成为一块永久的榆钱大小的伤疤。
容器 七
疼痛不可消散时，只有转移。万物遵循能量守恒定理，疼痛也是一种。它具体，不只是光、热、水；它感性，切肤的、薄薄一层空气笼罩心膜的、蚂蚁在神经末梢爬行的；它延伸，成为比如疼痛的Blues Republic。
再没有那样爱一个酒吧，把它的疼痛放入自己的身体，到另一个酒吧去继续。
放电影的Blues Republic 死亡了。它成为喧闹的酒肆。虽然布鲁斯还在，墙上的毕加索画还在。最后的礼物为它准备，两本《中国历史大辞典》，贴上Kurt的头像。
8月之后，便是Take Five Jazz Club了。
第一次，放映《小武》和《苏州河》。从南京回来的高中同学己悦吵着要去，他还带上了小巧玲珑的女朋友和一个肥胖的新疆人。影片开始前，新疆人无比健谈，自顾自地说话。
“己悦向一个屁股翘翘的女孩问路：‘知不知道一个中文名叫拿五的酒吧，看电影的。’女孩连忙点头：‘知道知道，下午放一部叫小母的电影。’己悦怔怔望着女孩，开始搜索记忆：我们在哪里见过，in the room？ in the lab？ in the bar？ in the bed？然后深情叫了女孩一声：‘噢，小母。’
“最好看的是男芭，阴柔之美。不像女芭，一天到晚《天鹅湖》，一天到晚那几个动作。上周末拿了张赠票去看芭蕾，她们在台上跳，我在台下配音，伸左手，‘噢爸爸’，伸右手，‘噢妈妈’，双腿一蹬，‘噢，我的天啊！’
“这本杂志不能说好，它永远差那么一点点，这与它的主编有关，他永远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不能说破，人民期待它每天变化一点点。
“看，哪个扎辫子的男人，还留着山羊胡，双目炯炯有神，多有艺术气质呀，他可以是个画家，可以是钢琴师，可以是小说工作者，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穿了一件25块钱的T恤，那卡通图案多粗俗，地摊上都在卖呢！
“哦，这里的人，一个个衣着光鲜，表情虔诚，他们是在教堂吗？没错，今天是礼拜天，他们上教堂，上礼拜天下午的教堂，在这里祷告和眉来眼去。”
新疆人是个即兴发挥的天才，他时而像哈姆雷特，时而像卓别林，说到芭蕾时，他肥胖的身躯几乎从椅子上弹起，可弹不起，椅子发出闷鼓般的声音。
《小武》开映了。贾樟柯的这部独立电影，用的几乎是方言，字幕又模糊。我们坐得远，像外地文盲。
电影拍得几乎是记录片，却没有时间概念。只有“我的思念，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反复在唱，街头贩卖的变质唱片，1元1次的卡拉OK，县级电视台的点歌节目，正面裸体出现在空荡荡浴室中的小武，都在唱。不咸不淡，或扯着嗓子在唱。
这是在用丰富而非贫瘠表现闭塞落后的农村，唱卡拉OK对他们是有文化品味的表现。我自以为深刻地想。
一个有趣的镜头，小武像往日一样在街上闲逛着，并肩出现一位姑娘，姑娘旁若无人地走路，可她的步速与小武一致。他们既不认识，也不搭话，埋头各自走着，从俯角拍摄看，他们俨然情侣。是道路把他们牵连进来，到叉道上自然分开。
多数人会回避并肩的陌生人，小武不会，他没有这种心理，他有不可摹拟的个性。小武清醒，以偷窃为生，偷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不伤天害理，甚至算得上老实巴交，像许多掌握一门手艺的人那样。
因为企图看清字幕，我调整了几次身体的倾斜度，每每此时，瞟一眼肥胖的新疆人。他熟睡了，趴在前面的椅背上，呼吸均匀，脸上的横肉不再飞扬跋扈。
《小武》一结束，椅子拖动声响起，接着是轻淡的爵士。中场休息的人们，伸腰打哈欠，去吧台要杯冰水，几个男人走到角落或门外抽烟，还有的开始习惯的社交。
“嘟嘟，你的吊带裙好性感，近来忙吗？”
“我们分手了。”
“嘟嘟，你的吊带裙好性感，近来忙吗？”
“我搬了新家，有空来坐。”
“搬家了，不跟阿朗住一起？”
“我们分手了。”
“哦，很好，新生活开始了。”
“对，新生活，不是性生活。”
“没有性生活，哪有新生活，啊？”
“性，那对我而言，太容易了。哈哈，玩笑。”
我们坐在椅子上没动，己悦在玩他女朋友的头发，并商量着还看不看《苏州河》。新疆人睡眼惺忪地抬起头，瞧了瞧坐在不远处的吊带裙和男人：
“一场好梦，我听着‘我的思念’睡着了，醒来就是新生活。没有错吧，善男信女在这里祷告和眉来眼去。艺术片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