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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台北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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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

朱青泪眼模糊的瞅着我,似懂非懂的点着头儿。我扳起她的下巴颏,笑着叹道:

“回去吧,今夜早点上床。”

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门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的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羹匙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的灌了她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的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的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面上似哭似笑的扭曲起来,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个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却从重庆赶了来。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娘却狠狠的啐了一口:

“该呀!该呀!我要她莫嫁空军,不听话,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的从床上扛下来,用板车连铺盖一齐拖走了。朱青才走几天,我们也开始逃难,离开了南京。



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幸好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却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逢着节目新鲜,我也常去那些晚会去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大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气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风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的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西山哪,一把青。

郎有心来姐有心,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她的身子微微倾向后面,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突地一股劲儿,好像从心窝里迸了出来似的唱道:

嗳呀嗳嗳呀,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唱到过门的当儿,她便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一曲唱完,下面喝彩声,足有半刻时辰,于是她又随意唱了一个才走下台来,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迎上去把她拥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李家女儿却吵着要到另外一个厅去摸彩去。正当我们挤出人堆离开舞池的当儿,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看见叫我的人,赫然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草”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个个都叫我秦老太,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蓦然间,异常耳生。

“师娘,我是朱青。”那个女人笑吟吟的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军便跑来,吵嚷着要把她挟去跳舞。她把他们摔开,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师娘,过两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现在我的牌张也练高了。”

她转身时又笑吟吟的悄声对我说道:

“师娘,刚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京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便急白了头发,那时我只道戏里那样做罢了,人的模样儿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那晚回家,洗脸的当儿,往镜子里一端详,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洒了一头霜,难怪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的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屙痢屙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来到台湾,天天忙着过活,大陆上的事情,竟逐渐淡忘了。老实说,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见朱青,我是不会想起她来了的。

过了两天,朱青果然差了一辆计程车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那晚她还有其他的客人,是三个空军小伙子,大概周未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师娘,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脸的嚷道:

“大姐,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吃吃的笑着,也不去理他,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

“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就没和出一副体面的牌来。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和大王。”

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

“大姐的话先别说绝了,回头上了桌子,我和老刘上下手把大姐夹起来,看大姐再赌厉害。”

朱青把面一扬,冷笑道:

“别说你们这对宝器,再换两个厉害的来,我一样有本事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这儿呢。”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肩上披着件红毛衣,袖管子甩荡甩荡的,两筒膀子却露在外面。她的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入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此刻顾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叫小顾的年轻男人。小顾长得比先头那两个体面得多,茁壮的身材,浓眉高鼻,人也厚实,不像那两个那么嘴滑。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做些重事。

不一会,我们入了席,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是一盆清蒸全鸡,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朱青一放下碗,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直推着他嚷道:

“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

说着他便跟那个姓王的笑得发出了怪声来。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脸上却十分尴尬。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那个姓王的拿起羹匙舀了一瓢鸡汤送到口里,然后舐唇咂嘴的叹道:

“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

朱青丢了帽子,笑得弯了腰,向那姓刘的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咬着牙齿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姐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大姐的豆腐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

“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朱青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扶在我肩上笑着说道,“师娘,你老人家莫见怪。我原是召了这群小弟弟来侍候你老人家八圈的,哪晓得几个小鬼头平日被我惯坏了,嘴里没上没下混说起来。”

朱青用手戳了一下那个姓刘的额头,说道:

“就是你这个骚包最讨人嫌!”

说着便走进厨房里去了。小顾也跟了进去帮朱青端菜出来。那餐饭我们吃了多久,姓刘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风话。

自那次以后,隔一两个礼拜,朱青总要来接我到她家去一趟。可是见了她那些回数,过去的事情,她却一句也没有提过。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他一放了假,从桃园到台北来,朱青就四处去替他兜搭子,常常连她巷子口那家杂货店一品香老板娘也拉了来凑脚。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儿,朱青便不入局,她总端张椅子,挨着小顾身后坐下,替小顾点张子。她跷着脚,手肘子搭在小顾肩上,嘴里却不停的哼着歌儿,又是什么《叹十声》,又是什么《怕黄昏》,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

“你几时学得这么会唱歌了,朱青?”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道,我记起她以前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些的。

“还不是刚来台湾找不到事,在空军康乐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学会的。”朱青笑着答道。

“秦老太,你还不知道呀,”一品香老板娘笑道,“我们这里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

“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朱青说道,“快点用心打牌吧,回头输脱了底,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

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有一天,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儿办货,她一见了我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叫道:

“秦老太,你听见没有?朱小姐那个小顾上礼拜六出了事啦!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才起飞几分钟,就掉了下来。”

“我并不知道呀。”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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