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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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

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

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汗，曾经帮同创造了整个民国的历史，直到今日他还保留那份骄做，那份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纪已老，地位卑微：像他当“伙夫头”，或被山地女人骗走退役金等显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谈话中自己说起的。他并不耻于这些事实，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过去”；对于往日的回顾，给了他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吃这顿年夜饭时赖鸣升所说的那许多话里，除了醉后有一段，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发了些牢骚（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外，我们感觉到的，一直便是他这份凛然自尊，而不是自怜自哀。“过去”的光辉，笼罩着他，显然使他对“现在”视而不觉，知而不悟。

细察赖鸣升在喝酒过程中，受酒精影响，说话口气内容的逐渐改变，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清醒时的赖鸣升，保持一般做人修养，在做客时，不说粗话，态度也相当谦虚。但我们还是不难觉出在这份“修养”后面，他的自视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觉并骄做于他身材之高大（“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他自称“大哥”，称刘营长夫妇为“弟妹”，称刘英为“小子”，称刘太大的表妹与她男友为“骊珠姑娘”“俞老弟”；这固然是由于交情、习惯与年份差异，却也显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辈自居的骄傲。他问刘英将来想干什么，刘英回答“陆军总司令”，惹得大家大笑，赖鸣升却赞许道：“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赖鸣升说，他带来的一打金门高粱，并不是买的，是从前一个老部下送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了。”言下颇流露他对自己感觉的重要性。经过他这一句无意的，或下意识的“提醒”，刘营长立刻说“你也是我的老长官”，要向他敬酒。接着刘太太也加入，“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齐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起先谦虚一大番，说堂堂一个营长，怎能称一伙夫头为“老长官”。但胡乱推让了一阵之后，“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只这么几句描写，我们就看到赖鸣升当时那副惬意自得的样子。

赖鸣升在军队过了一辈子，虽然大概没担任过比连长更高的职位，他却对“军人”这一身分，怀着一种笼统固定的意象；而此意象，正与他心目中过去的自己，合而为一。任何与此意象不符合的举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对军人身分的一种亵渎。所以当他发现俞欣，一个年轻的官校学生，只喝下半杯高粱，没有干掉它时，“他立刻好像被冒犯了似的”，指责道：

什么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天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勉强饮尽，赖鸣升连忙又往他杯子里筛酒。骊珠向赖鸣升解释俞欣确实不会喝酒，赖鸣升却不以为然，说：“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那里就灌坏了？”接着，他开始“倚老卖老”，硬塞给人一些“劝言”，以自己单身汉的身分，居然谈起夫妇相处之道，劝俞欣“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的疼太太”。由此，话题转到女人，他叙述如何在去年，因为“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想结婚，被一个年轻的山地寡婆子把三万多元退役金全拐走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的赖鸣升，已颇有几分酒意，“修养”开始减退，说的话，用的字，都比以前“粗”了许多，譬如他开始用“屁”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也头一次称自己为“老子”（“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叙述完毕，他上下打量俞欣一番，说：“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然而，在他心目中，年轻英俊的俞欣，是否真能和过去的自己相比？不然。他说：“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接着，他便自称“借酒遮脸”，追叙起“割靴子”往事，解说他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受他们营长的一个姨太太挑逗诱惑，同她发生艳事，如何割掉他们营长的靴子。（我们注意到，这个营长是“小军阀”，不是好军人，所以和他的姨太太“偷情”，显然丝毫不损害赖鸣升心目中的军人意象。）这段对过去强旺青春的回忆，加上酒性发作，使得赖鸣升在叙述完毕时，“怔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的哼道：‘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这之后，他就常常自称“老子”。他说那个营长心里动了疑，“那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话题就这样自然而然移转到赖鸣升珍藏心底的最神圣光荣的往事。

俞欣因为军校里，教官讲抗日战史，正讲到“台儿庄之役”，所以兴冲冲地问赖鸣升：“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

赖鸣升没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对于未曾身历其境而讲授台儿庄之役的军校教官，赖鸣升充满鄙视。他突然捞起毛衣，掀开衬衫，露出胸膛上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原来这就是在台儿庄之役，他被一炮轰掉半个胸膛，留下的痕迹。这块圆疤是他一生最光荣的记录，“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这时的赖鸣升，由于话题触及他心中的“圣地”，同时又已深受酒精影响，已经完全失去清醒时的谦虚修养，谈话间毫无掩饰地表露对拥有“过去”的自己之骄傲，对没有“过去”的别人之轻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顽固地盘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仅凭意念，仅凭精神，而没有健壮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当刘营长劝他慢点喝酒时，他大不以为然他说：“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言下流露对象征“现在”的台湾之轻视，对象征“过去”的大陆之向往。接着他对刘营长说：“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这虽是一句醉话，却赤裸裸揭露了赖鸣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赖鸣升，对自己现今处境发了几句牢骚，然后晃荡着头颅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这里，即使赖鸣升本人没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华民国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在小说开头描写赖鸣升的外貌时，就特别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

刘太太阻止赖鸣升再喝酒。赖鸣升挣扎立起，狠狠拍了两下胸膛，沙哑着嗓子说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于是他离开桌子，摆起架势，当众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炫示他的功夫。刘太太笑着，硬拉他到后面洗脸，赖鸣升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日后“打回四川”时，他至少还抬得动十个八个饭锅头。不久，从盥洗室，便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

赖鸣升醉倒睡下了。本来计划打通宵麻将的，终于没有打成。当初吹说最会“逛花园”，约定“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的，原来是他自己。而现在，纵然“有心”，却已“无力”；精神尚存（睡倒前还特别嘱咐刘营长“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但肉体到底支持不住。他这一睡下去，当然是爬不起来的。即连放爆仗给刘英看的小小诺言，也没得守住。今日的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间，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篇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和他们对赖鸣升的看法。

刘营长和赖鸣升是老朋友，同乡、同辈、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纪比赖鸣升小一截，还没到退休年岁，“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职业方面来说，异于赖鸣升，并没“下降”。此外，更大一个区别，是刘营长有家室；他有一个赖鸣升认为是“前世修来”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个才十岁大，活泼顽皮，还很需要照顾的儿子。所以目前的现实生活，对刘营长夫妇，还是有意义的；对“过去”的回顾，虽然带给他们温暖，但只能说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