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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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苦笑了起来，余教授立起身，又要去替吴柱国斟茶，吴柱国忙止住他，也站了起来说道：

“明天一早我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我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说着，他沉吟了一下，“后天我便要飞西德，去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我这就算告辞了吧。”

余教授把吴柱国的大衣取来递给他，有点歉然的说道：

“真是的，你回来一趟，连便饭也没接你来吃。我现在这位太太——”余教授尴尬的笑了一下。

“嫂夫人哪里去了？我还忘了问你。”吴柱国马上接口道。

“她在隔壁，”余教授有点忸怩起来，“在打麻将。”

“哦，那么你便替我问候一声吧。”吴柱国说着，便走向了大门去。余教授仍旧套上他的木履，撑起他那把破油纸伞，跟了出去。

“不要出来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吴柱国止住余教授。

“你没戴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跚、蹭蹬着。快到巷口的时候，吴柱国幽幽的说道：

“钦磊，再过一阵子，也许我也要回台湾来了。”

“你要回来？”

“还有一年我便退休了。”

“是吗？”

“我现在一个人在那边，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犯，而且——我又没有儿女。”

“哦——”

“我看南港那一带还很幽静，中央研究院又在那里。”

“南港住家是不错的。”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一辆计程车驶过巷口，余教授马上举手截下。计程车司机打开了门，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吴柱国握手道别，他执住吴柱国的手，突然声音微微颤抖的说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仑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吴柱国坐进车内，又伸出手来跟余教授紧紧握了一下，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他拐到厨房里，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回到客厅中，发觉靠近书桌那扇窗户，让风吹开了，来回开阖，发出砰砰的响声，他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他从窗缝中，看到他儿子房中的灯光仍然亮着，俊彦坐在窗前，低着头在看书，他那年轻英爽的侧影，映在窗框里。余教授微微吃了一惊，他好像骤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般，他已经逐渐忘怀了他年轻时的模样了。他记得就是在俊彦那个年纪，二十岁，他那时认识雅馨的。那次他们在北海公园，雅馨刚剪掉辫子，一头秀发让风吹得飞了起来，她穿着一条深蓝的学生裙站在北海边，裙子飘飘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烧一般，把她的脸也染红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诗。就是献给雅馨的：

当你倚在碧波上

满天的红霞

便化作了朵朵莲花

托着你

随风飘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

余教授摇了一摇他那十分光秃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他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湿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随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侠隐记》，又坐到沙发上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翻了两页，眼睛便合上了，头垂下去，开始一点一点的，打起盹来，朦胧中，他听到隔壁隐约传来一阵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笑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

my285。

国葬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阴霆，空气冷峭，寒风阵阵的吹掠着。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的排到了街上。两排三军仪仗队，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手里持着枪，分左右肃立在大门外。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偶尔有一两部黑色官家汽车，缓缓的驶了进来。这时一位老者，却拄着拐杖，步行到殡仪馆的大门口。老者一头白发如雪，连须眉都是全白的；他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脚上一双软底黑布鞋。他停在大门口的牌坊面前，仰起头，觑起眼睛，张望了一下，“李故陆军一级上将浩然灵堂”，牌坊上端挂着横额一块。老者伫立片刻，然后拄着拐杖，弯腰成了一把弓，颤巍巍的往灵堂里，蹭了进去。

灵堂门口，搁着一张写字桌，上面置了砚台、墨笔并摊着一本百褶签名簿。老者走近来，守在桌后一位穿了新制服、侍从打扮的年轻执事，赶紧做了一个手势，请老者签名。

“我是秦义方，秦副官。”老者说道。

那位年轻侍从却很有礼貌的递过一枝蘸饱了墨的毛笔来。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板着脸严肃的说道，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说完，他也不待那位年轻侍从答腔，径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灵堂里走去。灵堂内疏疏落落，只有几位提早前来吊唁的政府官员。四壁的挽联挂得满满的，许多幅长得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浮了起来。堂中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左边却张着一幅绿色四星上将的将旗，台上供满了鲜花水果，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灵台上端，一块匾额却题着“轸念勋猷”四个大字。秦义方走到灵台前端站定，勉强直起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立在灵台右边的那位司仪，却举起了哀来，唱道：

“一鞠躬——”

秦义方也不按规矩，把拐杖撂在地上，挣扎着伏身便跪了下去，磕了几个响头，抖索索的撑着站起来，直喘气，他扶着拐杖，兀自立在那里，掏出手帕来，对着李将军的遗像，又擤鼻涕，又抹眼泪，他身后早立了几位官员，在等着致祭。一位年轻侍从赶忙走上来，扶着他的手膀，要引他下去。秦义方猛的挣脱那位年轻侍从的手，回头狠狠的瞪了那个小伙子一眼，才径自拄着拐杖，退到一旁去。他瞪着那几位在灵堂里穿来插去、收拾得头光脸净的年轻侍从，一股怒气，像盆火似的，便煽上了心头来。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你白问他一声：“长官，你不舒服吗？”他马上就黑脸。他病了，你是不能问的，你只有在一旁悄悄留神守着。这起小王八羔子，他们哪里懂得？前年长官去花莲打野猪，爬山滑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他从台南赶上来看他。他腿上绑了石膏，一个人孤零零的靠在客厅里沙发上。“长官，你老人家也该保重些了。”他劝他道。他把眉头一竖，脸上有多少不耐烦的模样。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七十多岁的人，还是不肯服老呢。

秦义方朝着李将军那幅遗像又瞅了一眼，他脸上还是一副倔强的样子！秦义方摇了一摇头，心中叹道，他称了一辈子的英雄，哪里肯随随便便就这样倒下去呢？可是怎么说他也不应该抛开他的，“秦义方，台南天气暖和，好养病。”他对他说。他倒嫌他老了？不中用了？得了哮喘病？主人已经开了口，他还有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吗？打北伐那年起，他背了暖水壶跟着他，从广州打到了山海关，几十年间，什么大风大险，都还不是他秦义方陪着他度过去的？服侍了他几十年，他却对他说：“秦义方，这是为你好。”人家提一下：“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都觉得光彩得不得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侍从喽，还要让自己长官这样撵出门去。想想看，是件很体面的事吗？住在荣民医院里，别人问起来，他睬都不睬，整天他都闭上眼睛装睡觉，那晚他分明看见他骑着他那匹“乌云盖雪”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滚下床来，一身冷汗，他就知道：“长官不好了！”莫看他军队带过上百万，自己连冷热还搞不清楚呢。夫人过世后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把被盖上的。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他看得出他不舒服，他看得出他有病，他会守在他旁边。这批新人！这批小野种子！是很有良心的吗？听说那晚长官心脏病发，倒在地板上，跟前一个人都不在，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三鞠躬——”

司仪唱道。一位披麻戴孝，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也跪在灵台边，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频频答谢。

“小爷——”

秦义方颤巍巍的赶着蹭了过去，走到中年男人面前，低声唤道。

“少爷，我是秦副官。”

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记得少爷小时候，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一双小军靴，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他拉着他的手，急急跑到操场上，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驹，两父子倏地一下，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马背上起伏着，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张起来。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长官气得一脸铁青，指着少爷喝道：

“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

“长官——他——”

秦义方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可是秦义方却把手又缩了回来，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一位穿戴得很威风的主祭将官走了上来，顷刻间，灵堂里黑压压的早站满了人。秦义方赶忙退回到灵堂的一角，他看见人群里，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凝神屏气的肃立在那里。主祭官把祭文高举在手里，操着嘹亮的江浙腔，很有节奏的颂读起来：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祭文一念完，公祭便开始了。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部，由一位三星上将上来主祭献花圈，他后面立着三排将官，都是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秦义方觑起眼睛，仔细的瞅了一下，这些新升起来的将官们，他一位都不认识了，接着三军各部、政府各院，络绎不绝，纷纷上来致祭。秦义方踮起脚，昂着头，在人堆子里尽在寻找熟人，找了半天，他看见两个老人并排走了上来，那位身穿藏青缎袍。外罩马褂，白须白髯、身量硕大的，可不是章司令吗？秦义方往前走了一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一直在香港隐居，竟也赶来了。他旁边那位抖索索、病恹恹，由一个老苍头扶着，直用手帕揩眼睛的，一定是叶副司令了。他在台北荣民医院住了这些年，居然还在人世！他们两人，北伐的时候，最是长官底下的红人了，人都叫他们“钢军司令”。两人在一块儿，直是焦赞盂良，做了多少年的老搭档。刚才他还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挽联，一对儿并排挂在门口。

“我有三员猛将，”长官曾经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的说过：“章健、叶辉、刘行奇。”可是这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又是谁呢？秦义方拄着拐杖又往前走了两步。老和尚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副长官——”

秦义方脱口叫了出来，他一眼瞄见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他记得清清楚楚，北伐龙潭打孙传芳那一仗，刘行奇的后颈受了炮伤，躺在南京疗养院，长官还特地派他去照顾他。那时刘行奇的气焰还了得？又年轻、又能干、又得宠，他的部队尽打胜仗，是长官手下头一个得意人，“铁军司令”——军队里提着都咋舌头，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这副打扮呢？秦义方赶忙三脚两步，拄着手杖，一颠一拐的，穿着人堆，追到灵堂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