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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山居笔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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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

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

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

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

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为数不小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

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

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

留出了很多机会;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总而

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实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

命空间。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在本文

开头提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浮浅了。我怀疑我们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

怜悯、同情的目光去俯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哀伤离别。听听这些多情的的歌词就

可明白,远行的男子在家乡并不孤苦伶仃,他们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强烈的爱

恋,都有一个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侣,他们本可以过一种艰辛却很温馨的日子了此一

生的,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而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绵绵的恋

情从小屋里释放出来,交付给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我相

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

初的种子。

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正挤着一个来自祁县乔

家堡村的贫苦青年农民,他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当铺里当了伙计。就是这个青

年农民,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乔贵发和他后代的奋斗并不仅仅发达了一个

家族,他们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出

现了这样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谁能想到,那一个个

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

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因此,当我看到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走西口》以大气

磅礴的交响乐来演奏这首民歌时,不禁热泪盈眶。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

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

不便,其间的寻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

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辉先

生曾经根据史料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

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

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

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

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木彦

]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

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

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

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

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闯全国

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

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静。



义无返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我接触的材料不多,只是朦胧感到

,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

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

,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

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

人。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

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

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

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唯谷。这种情景在山

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

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

,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书的[石朱]批)。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

,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

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

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

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

通。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府、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

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

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栓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

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

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

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

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

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

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

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

阔,目光的敏锐。当然,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

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

,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

,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

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

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

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

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

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

家,也会尽力帮衬。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

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便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

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

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

;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

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萝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

,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

,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

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

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

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

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

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

,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

,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主攻思想史上历

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

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

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

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纵习气

,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

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力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我曾恭敬地读

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

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

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

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历史地来看,他们制订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

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

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

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

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小的高级职员与财

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

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

、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

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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