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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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
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
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
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
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
；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
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
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
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
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１８２２年，
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
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
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
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
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
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
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
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
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
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
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
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
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
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
，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
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
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
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
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
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
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
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
的远不止我一人。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
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
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
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
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
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
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
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
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
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
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
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
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
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
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
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
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
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
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
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
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
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
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
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谷和方言，驮载
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
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
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
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
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
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
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
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
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
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
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是不少是
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
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
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
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
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想洗
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
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
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
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
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
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
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
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
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
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
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
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
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
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
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
打扫得很干净，每一个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
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
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从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
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
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
，日生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
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三
在一页页陈年的账单报表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
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
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查一查地
图就知道，它们其实离我们的大寨并不远。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
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
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家乡那么
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
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
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
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
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
到了拥挤，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