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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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痒痒的回到家，把长袍脱在木桶里，自己干活去了。
大伯的老婆是标准的客家妇女：勤劳、善良、朴实。她回到家，看到叔公的长袍丢在桶里，估计是老公交代她洗的意思，便不由分说，放了一些茶枯渣，倒上几瓢热水，浸泡了半个小时后倒在木盆里开始洗浆起来。只见盆中的水漆黑如墨、臭不可闻，大伯老婆顺手拿起长袍放在木板上，用手一搓，长袍就露出蚊帐布似的小洞，她又搓了几下，这长袍就烂得更难看了。她慌了神，马上小心地轧干水，将长袍挂在晒衣服的竹杆上。
大伯干活回来，看见叔公的长袍被老婆洗成了网纱似的，哭笑不得，两夫妻着实为此吵了一架。想起借长袍时叔公的嘱咐，更觉得对不起叔公。第二天，静下心来一想：“他正在过子女关，生活困难，何不送上两斗米，一来资助老叔，二来赔个不是？”
就这样，大伯夫妻俩挑着两斗米，拿着叔公的烂长袍，到了叔公家。叔公听明来意，长在嘴边上的两撮山羊胡子就被心里喷出的气吹得一竖一竖的，脸上铁青一片。心想，揍他一顿也不解恨啊！还有什么办法呢？沉默半天才说道：“这长袍自到我家就没有洗过，想不到凝聚了两个朝代、五、六十年人气的宝贝，就毁在你俩公婆手上啊！我怎么对得起祖宗？”
叔公从此不再搭理大伯。
“错了，不对！”
更新时间2008…7…12 8：46：29 字数：1547
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我的家乡——广东梅州实际上还没有解放。那时候，盘踞在广东大地的国民党的胡琏兵团正像风卷着的残云一般的从广东蕉岭和平远向福建与江西方向拼命逃窜。
我看过抗日战争时期胡琏本人在对日作战而面临死亡时写的家书和舍生取义的遗言，那是何等的悲壮和催人泪下，那时的胡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命运，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当然，他也想成为对日作战时倒下的民族英雄而名垂青史。正因为如此，胡琏兵团的战斗力就有了被国人称赞的基础。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末期，也是这个胡琏兵团，如惊弓之鸟掠过广东、江西、福建，所到之处，见鸡、鸭、牛、羊就抢，见青年壮丁就抓，不少大陆家庭因为家里有人被他撸掠到了台湾当兵，而蒙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阴影。
而赶着胡琏兵团像野兔子似的满地乱跑的，是人民解放军的著名部队——第四野战军，这支部队从东三省一直杀到祖国的南疆，他们的战功着实使人称道不已。更巧的是，当年解放军攻打锦州时打阻击战的“塔山英雄团”，这回成了追击胡琏兵团的先锋，打起了追击战。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胡琏也是战役里手，知不可为而不为，因此，四野没有花很大的劲，就一鼓作气地解放了广东全境。
广东解放后，这些部队就驻扎在广东。其中，驻扎梅州的一部分就是当年威振敌胆的“塔山英雄团”，当年在塔山阻击战中担任重机枪手的战士在一个县里当了军管会副主任（后来成了副县长），而他的一个当年在行军中与他轮换着扛机枪的战友，就在他领导下主持一个乡镇的清匪反霸工作。这位战友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觉悟很高，作战十分勇敢，稍嫌的就是因为当时家境贫困没有读书而缺乏文化。
刚解放时，百废待兴，法制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善。当时，为了有利于发动群众，对一些民愤较大的地主恶霸，只要经一定级别的军管会研究后就可以枪毙，不用经过什么级别的法院判决。对于这段历史，嗣后个别有文化的领导人曾以赞赏的口吻说这是“矫枉过正”，通常人们都叫“快刀斩乱麻”。
当时，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会拉出十几个坏人来一字儿排着，其中有要枪毙的，有敲山震虎震慑他的。至于枪毙谁、留下谁，只有主持大会的极少数几个人知道。那天，要枪毙十个人，这位战友在前一天晚上就叫乡文书教他读出名单上的名字。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晚上的学习，到第二天早上，他已经能读出名单上全部的名字了。
早上九点多钟，该乡的清匪反霸大会如期在河边草坪上举行。只见这位北方汉子，看着近万名群众，不慌不忙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开始读起要镇压的坏人名单来。他每叫一个名字，就高声吼道：“民兵同志，立即执行！”
当念到不枪毙的第十一个名字时，仍在兴头上的他抬起头来，用两目的余威扫视了一下会场，不看讲稿就高声说道：“民兵同志，立即执行！”
只见几个民兵拖着这位本来命不该绝的地主，丢在沙滩上，接着，只听“啪！”“啪！”“啪！”数声枪响，一缕冤魂卷成几个圆圈转动着螺旋上了西天。
这时，忽见主持人冷静下来，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喃喃地说：“不对，错了！”“不对，错了！”
原来，在纸片上，这第十一个名字后边写的是：“暂缓镇压，以观后效”八个字。后来，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这位同志受到党内、外严肃的批评，他个人也认识到是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对不起党和人民的栽培。
这位当年“错了”的汉子，在广东折腾了数十年，也算他能把教训转化为经验，善于学习，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最后，官至地市的局长位子才离休，在局长任上还出过一些趣事，他可以说真的做到了“在学习中做官，在做官中学习”。——这是后话。
饭钵上的认记与两个饭牌圆圈
更新时间2008…7…12 8：47：31 字数：2721
我出生于1957年，那年头正是近代历史上有纪录的“大跃进”年代。
由于这种跃进违反了科学规律，必然要使当事者付出代价。如“大跃进”运动开始时办了农村大食堂，当时，每个村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收在一起，把锅头通通打烂当成废铁送到县里大炼钢铁了，全村人都到大食堂吃饭。这样，折腾了不到三个月，米没有了，杂粮没有了，大家断顿了，大食堂也就关门了。伴之而来的就是挖野菜糊口，陆续有人被饿死了，另有一些人因为吃多了野菜，全身肿胀起来，痛苦难耐。
当时，村里有一位饿得不行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贪婪地说：“如果一村人都死了剩下我一个多好哇！我就是敲下全村每家的门铁钩，卖了换饭吃也能吃个饱。”
不幸的是，村里人都活得好好的，这个人却因为吃野菜中毒，距离说这话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他的乡亲。
有人说我命硬，什么都要自己劳作才有。也有人说，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受点饥饿之苦自然是难免的了。母亲把我生下来后不久，仍然到县里“大闹钢铁”去了，我就留在老家由本屋林伯婆照看。据照看我的林伯婆后来对我说，当年——也就是1958年，她左手抱着我，右手拿着一个碗，向操持大食堂的叔伯要碗粥水，但怎么要也要不到，这林伯婆的泪水啊，就像高山上石缝里冒出的山泉一样，禁不住一滴一滴往下淌。
也许是儿时的教训让我聪明起来，我一直最怕挨饿，因而在吃饭时总是吃得飞快。吃完后也不肯离开吃饭桌——期望有人再给一点。
1961年，我母亲已是县国营农业机械厂的正式工人，技术职级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三级钳工。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时期，据说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只公鸡，这样，要维持已出生的三个子女的生活自然是相当困难。母亲是个操持能力很强的女人，她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回乡当农民。
在农村，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靠着母亲的勤劳，生活上还是比一般家庭为好，然而，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到了我七、八岁的时候，粮食就更缺一些了，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更大吃一点，肚子也饿得更快一点。每到吃饭时，我都要对四姐妹的饭钵用手掂量一下，看看哪个重。不客气地说，比较重的那钵就是我的了。
有一回，母亲告诉我说：“傻瓜，你那钵因为水放得多，所以才重，米还是你妹妹那钵放得多。”
不管母亲怎么说，我就是不信。后来，母亲想想：“男孩子应该会是大吃一点，要放多一点米。”就在四姐妹的饭钵上用钢锯做上“缺”为记号：一个缺的是姐姐的，两个缺的是我的，三、四个缺的分别是两个妹妹的。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平时饭量大，劳动力气大。因此，在我的家乡，吃饭多的人，不会被人看不起的。1974年，当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劳动，在夏收夏种和春耕、秋收这三个农忙季节，人们经常在田间一起吃午饭，我的饭量是人们的两倍，而我的劳动工分是三至四个普通人的总和，父老乡亲总是以赞许的目光看着我的吃和干，他们对我的吃饭和劳动一样满意。
然而，家乡父老通过吃饭品出的门道，出了村门就不见得好使了。
1978年冬，我怀揣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介绍信，以广东省银行学校学员的身份来到顺德县均安镇展开《银行会计》课程实习。出了校门的新鲜感让我舒心快乐自然不在话下，在当时，顺德作为广东经济作物区的生活条件也是广州所没有的。当时，在顺德均安只要花上三两粮票三角钱吃上的一顿饭，就能有一盘菜加上一条手掌般粗大的鱼，外加一盆饭。这样，任你生就一个硕大无比的牛肚，也能管你一个饱。
单位每天供应两顿饭：早、午饭是上午10点，晚饭是下午4点。三个月下来，你看我养成什么样子：那真是——脸有多长，也就有多宽的“国字面”。当时，大家利用到顺德县城大良镇集中汇报的机会，照了一张集体相，现在端详起来还倍感幸福。那相貌真像京剧《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员郭建光感激地埋怨沙奶奶时唱的：胖得“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把敌杀！”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我的心情愉快自是不必说了。而工作上也是高强度的，一个月平均下来，单位每天1060笔的业务量，也是广东金融系统所不多见的。
有一天，与县农业银行均安营业所一起合署办公的均安信用社的同志，除出纳外全都下乡了，到晚上四点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回来。我们两个同学在打饭时，炊事员做好饭后已经下班回家去了，饭菜都由自己舀。我们发现饭堂里仍摆放着不少饭菜。一边十分高兴，一边又很担心。高兴的是：今晚能随自己所愿，要吃什么、吃什么，要吃多少、吃多少；担心的是：撑破了肚子也不是好玩的，还要听别人的笑话呢。想归想，事情还是干出来了：我们都按自己的心愿，满满地盛了一盆饭，夹了一条鱼，要了两勺莲藕，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当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问同学：“怎么样？饱了吗？”
同学边吃边回答说：“差不多了，你呢？”
我说：“我也是。”
吃完晚饭后，我们照例在镇上溜达一圈，算是“饭后百步走”。接下来，仍按往常的工作秩序，开始上晚班做银行会计员的记帐工作了。
到了晚上六点多钟，信用社的下乡员工陆续回来，先回来的也是自己打饭，吃完了饭就打扑克牌去了。最后回来的是营业所的农金员和一个大大咧咧的信用社干部。后者到饭堂一看，饭没有了，就高声喊道：“谁把我的饭吃掉了？”嘴上还咕哝了几句土话。
平心而论，当时我到白话区生活还不到一年，白话尚且不过关，所以有一些话我根本没有听懂，而顺德乡下的土话就更难懂了。譬如，普通话问：“你吃了饭没有？”广州话叫：“勒食作没？”而顺德乡村土话叫：“勒嘿作姆？”所以，他讲了什么我没有听懂。只见他拿起笔，在饭牌登记栏里记了两个圆圈。
我是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我们自己去记饭牌圆圈，才发现昨天晚上那两个饭牌圆圈记在我们两个同学的名下，那意思是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吃了两顿晚饭。我们暗自哭笑不得。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经常分析自己过错而又愿意坦承自己不是的人。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有客人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劝客人吃饱、喝好，并喜欢适时提醒客人：“如果在家里没有吃饱，自己要出去买馒头、面包的话，商店可能已经关门。”再就是，不无诙谐地谈起两个饭牌圆圈的故事。这时，人们总是一边笑容可掬地听着我讲，一边客气地夹菜吃饭。
应该指出，我对早年曾经学习、工作过的顺德、南海、江门、新会和广州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