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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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当好！”
这位党委书记也算是个好官，在任上颇受人们爱戴。听了他的气话，以看待一个晚辈的心情怜爱有加地听着荣魁子说话，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在不断地“荣魁子”长、“荣魁子”短的哄着。
其实，国家也有保护军婚的规定，没有做好工作，地方党委、政府是有责任的。待荣魁子稍稍顺气之后，党委书记叫他把军人证、党员证收好。又叫了干警赔了不是，然后叫了村里的书记哄着荣魁子回了家。第二天党委书记又到了他家主持处理相关问题。
在荣魁子的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党委书记怕他年轻气盛赌气不回部队，造成终生不幸，又亲自送他上了长途客车才放下心来。
又一年过去了，荣魁子就复员回来。恰逢村里换届选举，就选上了村官。
话说荣魁子在村主任的岗位上，还是颇有政绩的。
他那个村里有近2000口人，大约有4000亩水田。南方的水田，就是稻谷的主产区，从来不缺水。千百年来，人们在耕作中养成的习惯，水稻在生长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水，不少农民还在稻田里边种庄稼边养鱼，取名禾鲤鱼仔，故而亩产只有500斤左右。同时，这种耕作方式导致不少低洼地改变了土壤底层的结构，渐渐地使不少好田变成以水为主、水土混合的湖洋田，这些湖洋田有的齐腰深，有的就是典型的沼泽地，用一条竹杆插下去也根本打不到底。人们在插秧时，常常拆下家里的门板，当作小船，放上秧苗、农家肥，然后爬上门板，慢慢推动着门板插秧。几天后，随着田里的有机物不断腐烂，田里就不断冒出气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沼气。这种田产量就更低了，亩产通常只有200斤。
也许该赞扬荣魁子的脑瓜子好用，或许应该称道他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起名占魁。儿子虽然没有找着皇帝的女儿做老婆——这不能怪荣魁子，因为国家已经没有皇帝了，自然也就占不了“魁”。但是，他在农村占了魁还是真的。
话说这年是大旱之年，眼看那些原来产量不低的易排水、易晒干的主产田段，稻杆枯萎得不行，而湖洋田的中心地段的稻子长得也好不到那里去，偏偏在湖洋田边上地块的稻子则谷粒结实饱满。荣魁子眼睛为之一亮：“看来，这稻子生存环境不能离开水，但也不见得天天要水喝。不然，为什么正常年景雨水充足时，主产田段的稻子还不如今年这湖洋田边的稻子呢？”
这个问题在荣魁子的脑子里形成后，就思考着用什么方法使全村的稻田能够排灌自如，这就是增产的突破口。
怎么能做到排灌自如呢？
事情竟有这样巧的。也是这个大旱之年的中秋节，竟然下起了一场暴雨。原本大旱之地突然发了大水，这稻田、房屋的受损程度更是厉害。不说别人，就说荣魁子家，有200多年历史的祖屋就经不起这场雨水的洗礼而轰然倒塌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祖屋没有住人，而改为猪、牛、鸡鸭的养生场。
大雨过后，荣魁子叫了几个年轻人，想在祖屋原地砌两间杂房，以备牲畜栖身之需。大家七手八脚忙了半天之后，墙沟已经挖好。这时，在墙沟下面，隐约露出建祖屋时埋下的松树，荣魁子一看，200年了，松树还完整无损，松树下面挤满了铁锈水。他立即兴奋起来，满脸涨得通红。嘴上喃喃说：“祖宗佑我！”“祖宗佑我！”
在场的几个年轻人不知就里，以为荣魁子发现了祖宗埋下的金银财宝，就拼命地看那墙沟，哪里有什么宝贝！分明是一沟臭水！于是，便一脸惘然地问他：“发现什么了？”
荣魁子答非所问地说：“我们有希望了！真的有希望了！”
几个年轻人像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以为刚才挖沟的时候触动了不该动的东西，祖上让荣魁子发了神经。
第二天，这房还在盖，但荣魁子已在村里开会了。村里从此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改造湖洋低产田的平整土地工程。事情说开了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把松树放在湖洋田里，用杉树枝条筑成田埂，增添上硬土，松树扛着上面的土，让湖洋田的水从松树底下排到沟里。这样，土壤底层就没有积水，湖洋田就成了易排易灌的段田。
三年后，奇迹出现了，村里的平均亩产从原来的300斤一举上升到800斤。粮食多了以后，他为了解决卖粮难的问题，又组织大家开了一条公路与省道衔接，这样，大大减轻了村民的劳动强度，大家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国几千年积聚起来的文化积累要改也难。荣魁子的村子提高粮食产量以后，这参观的人哪，就日见日的多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横跨江西、广东两省十多个县。而荣魁子是个不爱热闹的人，看见别人老是往村里跑，心里非常痛苦，就嘱咐村干部：“没事不要往村部去，也不要告诉我的行藏，我们都应本分当好农民才是正经事。”
而荣魁子改造低产田出成绩后，地委和军分区也想树立复退军人的典型，就请了军报的记者安排采访他。这记者事前花了几天时间，写好了采访提纲。当时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长，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当时的政治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是有负面影响的，但恰恰在这些领域出了点成绩的时候，这个讲成绩的活儿，就什么都“离不开”与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挂钩了。采访当天，开始问几个问题倒还顺利。
记者问：“你怎么想到要改造低产田的？”
荣魁子说：“因为农民，说实话，我们农民太辛苦了！”
记者又问：“你是怎样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造低产田的？”
荣魁子说：“这得感谢我的祖宗！”
记者不解的问：“为什么呢？”
荣魁子说：“祖屋倒了我才找到路子。”
记者又问：“你是怎样下决心打破封、资、修的余毒，拆掉祖屋的？”
这荣魁子一听，心想：他不但没完没了，还挖苦起我来了！我的祖屋倒了，我是想哭都没有眼泪，还说怎么下决心拆掉的。就气不打一处来，生气地说：“我是蛮干出来的！”
后来，这记者就痒痒地走了。
地委觉得他的事迹不弘扬怪可惜的。于是就派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住到村里。你道这人是谁？他是一位少年英雄，可以这样说，荣魁子有的经历，他有；荣魁子没有的经历，他也有。据说，他十三岁那年为地主放牛的时候睡在牛栏的楼上，晚上十二点钟偷偷跑到游击队里干起了革命。在解放战争中，他是少年冲锋队的小战士，在他十六岁那年，部队要解放一个县城，但这个县城的防御工事十分牢固，首长为了减少伤亡，决定智取。这任务就落在了少年冲锋队身上。攻打县城那天，他和十几个小战士化妆成游民来到城门旁边，十几个人突然争执起来，眼看就要打群架了，这时，势力较弱的一方，就跑到了守城士兵旁，请求他们评理，而另一帮人也迅速追了上来，旋即双方都掏出了驳壳枪，“噼噼啪啪”就打了起来，埋伏在后面的部队立即往城墙靠拢。就这样，没有费多少功夫，解放了这座县城。后来，这些小战士因为这次战斗立了集体三等功。全国解放后，他也是获得二等功臣称号的人。共和国成立后，他由国家保送到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根据解放战争的经历，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少年时代》。从此，他就由枪杆子变成了笔杆子，当起了专业作家。
人们也许会好奇：两个复退军人，一个是人民功臣，一个是农民的贴心人，聚在一块，是猩猩相惜呢，还是老少相互不买帐，抑或是双方敬而远之？你看了作家跟我讲起的这样一件事就知道答案了：有一次他到外地乡村采风，所谓采风，就是作家为增加生活积累和创作素材而到乡下生活。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年近四十的邮递员，骑着一辆自行车，载着满满的两袋信件和报纸走在乡间小道上。每到一个村屋前都边走边吆喝着：“报纸、信件！”“报纸、信件！”
作家在城市生活了多年，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就急着赶到邮递员身边。刚看见邮递员的脸，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你道为啥？这邮递员是他当年的战友张运来！他左看右看，觉得不会错后，猛地说了句：“张运来！”
这张运来看了来人，说：“哎，以前你不在这个村？”
作家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说道：“你还认得我吗？我是你的战友！”
张运来端详了片刻，认出来了，也是十分高兴。作家就邀请他到房东家喝茶，张运来说：“改天吧！我每天把这事做完，回到邮电局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说完，骑上自行车就上了路。作家目送战友离去，一会儿耳边传来了“报纸、信件”的吆喝声。
作家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人民养育了我，对比我们看到的张运来，我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有什么理由躺在功劳簿上呢？我有什么理由不为党和人民好好工作呢？”
而荣魁子听说地区派了一个战斗英雄来村里，也是不敢怠慢，安排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一户贫农作为作家的“三同户”。嘱咐说：“作家的自由不得干涉：他如果要劳动要及时提供工具，若要访问谁就带他去，若要去县、乡就帮忙送到乡镇。”
而作家呢，则十分客气地要求“三同户”：家里原来怎样就怎样，不要因为他的到来而增加负担。
荣魁子与作家见面，就像在部队见到首长那般恭敬，请教着对村干部工作的看法。而作家也确实是农民的后代，白天就在农民的地头与农民一顶一的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与农民交流的最好平台。到了晚上，他就蹓东家、串西家地聊天。不出三个月，荣魁子的大小事、长短处，一个不拉地收集在他的脑海里。他最欣赏荣魁子骨子里表现出来的为民所想、敢说敢干、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敢于负责的品格。他想，荣魁子在他的家乡能干出成绩，虽说偶然，但在偶然中有其必然性。
事情有了大致的判断后，作家回了一趟地委，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然后，又回到了村里住下来，着手写他的报告文学。一个月后，荣魁子被任命为乡（公社）党委副书记仍兼村书记。又过了两个月，他的官衔上加了一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的牌子。
半年后，作家的报告文学发表了。也不知是哪一个领导是始作俑者，认为既然农民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那荣魁子为什么不能再当大一点呢？于是，一纸公文下来，他又加官为地委副书记。从此，荣魁子成了官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地、县、乡、村皆有官职。
有人曾经说过：人生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也是自然界的规律。你想，如果淡水鱼到了海洋还有它生存的余地吗？反过来说，深海的鱼类放在长江、黄河中也许蹦活不了几天，就会死去。话说荣魁子在家乡的父老乡亲眼里，是一个为他们办事的后代，说错的话原谅着，做错的事包容着，只要他的心是向着乡亲们就行。但到了县、乡的官场上和各种文山会海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实际上荣魁子本人也适应不了地、县机关的各种环境。
有一回，地委叫他去开会，休息时在地区机关宿舍，听到隔墙同是地委副书记的16岁的儿子，撒娇地向他的妈妈哭闹说：“妈妈，你叫爸爸买一支冲锋枪给我，我明天就要！要带到学校去，人家都有！地委书记的儿子没有大丢人！”
妈妈哄着儿子说：“好！好！乖乖，等一下，就叫你爸爸去买。”
荣魁子听到后对接送他的司机说：“这些人的儿女像什么！身上长着的‘小弟弟（生殖器）’大到能当武器把想咬它的狗打死了，还哭爹叫娘的撒娇。我们国家靠这帮人有希望吗？”
此后，他如果到地委开会，无论多晚，都不愿在机关宿舍休息，都要赶回村里。
最让荣魁子不适应的，还是文山会海。他一到会场就想打瞌睡。领导看到他有这个毛病，便心生一计，每次开会都让他主持。虽说主持会议的发言稿都由秘书写好，照本宣科就行了，但他本来就没有读多少书，要主持一个会议看懂发言稿也要花很大的功夫，这让他的精神集中了不少。
他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错误，觉得在人民面前丢了脸。
那是当了县革委副主任后的第二年，县里召开三级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