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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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里到了电站工地。回来后又到了县农委，协调统筹还款事宜。
　　在事情处理到近尾声的时候，我的这个在刚毅脸庞上长着一对虎虎有神大眼睛的学长，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学弟了。他很真诚地说：“这事谢谢你！虽说水电专项资金，钱是省里的，但管理主要在下面。如果我听不到真话，就会被人害死。事情是怎样，就应该怎样，你看，这事一出来，说项目投资不够，效益也打了折扣，我心中有了数，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不就很好吗？”
　　地分行科长在旁边听着不便吱声。
　　我通过与这两个科长一起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在思想深处对省行机关乃至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正面印象。改革开放后有了飞速发展的深圳，如果让我评价，深圳的速度和效率与广州的广东省机关的正派与坦诚同样令人称道。我们每到省里办事，我所在的山区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但到了省里却受到格外关照。
　　有一回，一个刚从本县外单位调任的支行行长到省行请求省里拨款修建宿舍，心想能弄个十万、八万也就不错了。谁知，省行行长听了汇报后问支行长：“50万够了吗？”
　　支行长一听，以为自己普通话不准，听错了，就很认真地问道：“什么？”
　　省行办公室同志补充说：“行长问你，50万够不够，不够的话给你加点。”
　　支行长听得真切，差点儿晕死过去。待回过神来后，把头点成货郎鼓般连连说：“够了！够了！够了！”
　　后来，这事在省行机关被当作基层老实人的正面形象而传开。自此，我们到省行办事，真是要哪壶提那壶，十分顺手。也许省里的同志认为：行长都老实成这样，下面再调皮也调皮不到哪里去。
　　两年以后，地分行科长当了分行行长，而省行科长则当了处长。县里班子换届后，县长破天荒地带领计委、经委一帮人到了省行，请求省行支持而找到了这位处长，他意味深长地对县长说：“你们县银行有一支过硬的信贷队伍，县政府应该支持和依靠他们。”
　　而这个带队的县长正是我所熟悉的从经委的一个工厂的厂长起家的。
　　话说这分行行长，因为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而与我脱离了从属关系。此后，有一次他到县里检查工作，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我笑着说：“老领导，我再投到你门下怎样？”
　　他两眼发着亮光，很认真地问：“真的吗？”
　　我因为思想准备不足，不敢再说下去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
　　一个长者行长。
　　我认识的另一位分行行长是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崇拜的偶像，也是我与之神通的长者。至今，我的处事方式仍然保留着认识的这位长者的痕迹。
　　说起他，与共和国成长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国前，他是广东人民熟悉的东江纵队的小战士。建国后，因为根正苗红加上年轻，就在共青团某地委任科长、副处长。年轻时，因为自己的光荣历史，养就了他敢想敢说的性格，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因为他那张嘴，几乎成了一个地道的右派。
　　这反右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年少的时候，叔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反右后期，有扩大化倾向，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一天晚上，一个单位召开党员大会，要定出本单位党内的右派一人，大家想来想去，都觉得没有合适的人选。当然，也不方便说谁是右派。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熬到了凌晨四点。这时，有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就起身去小便，他这一走动对自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人们不是说过吗：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倒是激发了会议主持人的思路。主持人看着他离开了会议室，立即敲了敲桌子，叫醒与会众人，然后小声说：“就选他当右派，大家同意吗？”
　　充满睡意的与会者一听来了神，立即表示赞同。主持人说：“那就这样定了。”
　　这时，那位已经小完便，刚回到会议室，还没有坐下，主持人说：“不用坐了，就要散会了。我告诉你一个决定：本单位的右派是你。”
　　那位争辩说：“哪有这样搞的！拉泡尿就成了右派？”
　　主持人说：“我们发扬民主，现在表决，不同意他当右派的举手。”
　　那位小便者一看众人，没有一个举手。主持人又说了：“你看，也不是谁冤枉你，这是集体的决定。”
　　这位右派不但在其后的三十年人生生涯中历经不幸，而且给他的子女带来了无尽伤害。叔公当时告诉我说：“所以，人生在世，连小便都要小心哪！”
　　话说回来，行长虽然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停职、批斗、进“五&；#8226；七干校”劳动改造，一样都不少。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原来的处级降为正科安排到了银行。他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又在科、处级岗位上锻炼了那么长时间，加上年轻有朝气、肯学习，无论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还是业务水平，都不低。在银行科长岗位上游刃有余，领导艺术和成绩很快受到大家的肯定，不久，被提为分行副行长。
　　我们之间相互认识是因为我的文章。1981年，国家在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人们开始有了效益、效率的概念，银行信贷部门也加强了对工商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力度。当时，我写的一份《本县国营工业资金活动分析报告》，在给信贷科的同时给了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到后，对我所采取的“阐明成绩结合因果，分析问题围绕手段”的分析手法倍加赞赏。指示金融研究所长和支行长要约谈我，逐步加大经济研究的分量。当年底，我的第一个业务职称在分行评审并获通过，他和信贷科的同志都发现了我在述职报告中所表现出的素养。从此，我在梅州信贷队伍中是一个有根基的人。
　　1984年夏天，我的成名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在送给王伟民教授审稿时，也给了一份给地区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后，对我的支行长说：“我看了五遍。”可见他的重视与兴奋的心情。后来，这篇文章在地区与在省里发表的篇幅是不同的。原因就是经过不同长者的圈阅和审改。
　　这位长者行长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有的时候，对支行长特别严厉，简直让人难于接受。当时，有个支行长因为身上挂着的啤酒肚越来越大，裤头和皮带跟不上肚子的发展速度，裤子的拉链难免拉一半放一半，有可能出现“拉链门”的问题了。
　　这分行长也不露声色，在一次会议总结发言时说：“有人说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临界理论研究不透，导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我联想到有些行长穿裤子时对拉链都是拉一半放一半，一定是触类旁通想把自己的肚子搞活。我想，你们是总结过国家经济层面的这个教训的。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么，一个连裤子都穿不好的人，怎么让人有理由相信，能领导好一个支行？”
　　自始，每位行长到分行开会，穿着就讲究起来了。
　　还有一个支行长是猴年出生的人，坐姿喜欢像和尚一样盘腿而坐，在开会听领导讲话时也一样盘腿坐着，他一边做笔记，鼻子里还真像猴子一样规律性地“咔、咔、咔”个不停。分行长每当与他同室开会，没事时，就经常看着他“咔、咔、咔”来着，也不吱声。后来，行长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可以参观一下梅州制药厂，看有什么好药。哎，那个喉风散怎样？”
　　有一回，我脸上奇痒难熬，就买了瓶癣药水往脸上一涂，痛快倒是痛快极了，但痛快过后脸上难看，行长见到我，乘在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俩时，他用极温柔的声音说道：“年轻人脸皮薄，脸上问题要用肤轻松。”
　　我也低声说：“谢谢。”
　　他有的时候与一些普通员工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让一些支行行长无法理解。我的一个同事因为篮球打得好，调到梅县。这行长隔三差五、有事没事地与他在一起聊天。梅县的行长觉得在他身边放了一个窃听器般难受。有一回，这位同事打完篮球后穿着裤叉跑到行长家，喝完冰红茶后就聊起了官场之道。期间就问起了我的情况，行长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树大遮死草，你看我那位亲戚小文，表现好吗？能力强吗？为什么不能当科长？就是因为我是行长。”然后说道：“艺高压弯腰，你同事可能是这种情况。你说我不喜欢他吗？我看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时就爱不释手，是有才的。但是，你知道蒋介石的用人原则吗？‘宁要庸才，也不用人才，’现在是和平时期，不少人在学习他呢！问题是，配置单位副手要看正职的想法，这就是干部任用的难点。”
　　他是一个爱才的领导。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南方发现稀土矿藏，开采成本比北方低了很多，大有一窝蜂发展之势。有的靠近公路的个体户不用出门，在家门口摆一个桌子，挂牌收购稀土，然后送到镇上，每天就有一万元利润。1989年，长者行长吩咐支行长找我谈话，要我在半个月内写出一篇有份量的稀土研究文章，他要亲自送到北京总行。支行长不敢怠慢，跟我热乎了几天后，就把分行长的意图告诉了我。我说：“半个月完成是不可能的，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有可能。”
　　这个想法反馈到分行，分行长表态说：“行吧，要注意质量。”
　　就这样，我用15天时间在粤赣边界的数十个稀土矿山进行考察，用了半个月时间学习全球稀土杂志和国内研究机构的可行性报告。又用半个月时间写成《关于平远稀土开发情况》，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向省、地行报送。可以这样说，我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观点鲜明、立论有据，否决他人意见铿锵有力，不容争辩；更可贵的是，在狂热氛围中不失冷静思考，在盈利时说到亏损风险。这篇文章写成二十年来，稀土几经起落，我数次自读该文，仍不失它的科学性。
　　分行长收到文章后，读了几回，觉得能说明问题。又多要了几份，装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专门到省里汇报去了。当时，省行对稀土一无所知，看了文章，又听了汇报，十分兴奋，迅速在两个地级市研究资金投入。后来，省、地到了平远作项目可行性论证，当时我正好出差在外，长者行长要支行长转告我：“这篇文章是立了功的，我拿到文章后到省里逢人就说稀土。你是有功于省、地行的人。我表示肯定。就是文章上报的时间稍晚了一点，没有赶到北京立项的时间。”
　　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八十年代煤气炉刚刚兴起，支行给每人发了一套，支行长对我说：“也不知这日本名牌过不过关，给分行长送一套去，请他试用发表看法，向日本人提提意见也好。”
　　我把炉子送到他家，装好，发现少了一个气管的卡扣，我就用铁线绑好管子，说改天给他换个卡扣。他一家都担心这炉子因为没有卡扣不安全而被害了性命，而我则忘了这事，害得他一个月后托人向我要了一个卡扣。
　　有一回，他坐在地委招待所的会客室里看着茶几，许久才对我说：“你们县生产的理石茶几质量好啊？”我不知就里，客气地说：“不行。”然后，他就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到梅江岸边散步去了。这亲热劲，让各县的同僚嫉妒不已。
　　一个月后，支行长跟我说：“听说分行长跟你说了要一个茶几，你怎么不给他办？”
　　我懵懵懂懂地说：“哦？”然后猛敲了自己的脑袋，说道：“嘿——你看我这记性，就是误事！”
　　后来，我利用一次出差广州的机会，在广州新大家具城买了一个梨木理石茶几给他送去。
　　他还是我敢于说他不是的长者。
　　我与他通过两封信，一封是求他办事，一封是批评他用人的失误。两封信他都没有回复，但信上所述之事他都很重视，亲手处理。
　　我与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离开梅州——我是调动工作，他是离休赴闲。此后，我在梦中与他神侃了数次，梦境中都是因为我年纪比他轻而数落他的不是。而他呢，则似笑非笑的应付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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