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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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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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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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白刚仍然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徐书记说，“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几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这次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白刚仍然有些惶惑，觉得我到省委能干什么呢？
“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也没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可以考虑考虑，最后把意见告诉我。”
白刚还想谈谈什么时候上班等等问题，但他看书记看了看表，他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了。为什么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找人开座谈会，在全所所有干部中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工作组也找白刚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从他怎样打成右派，在劳教所在农村改造情况，一直到对他的课题研究的思路都谈了。白刚还以为这些人都是为考察他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因为他对当不当领导都无所谓，所以毫无顾虑，问到什么都是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因为都是亲身体验，掌握很多资料，所以说得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就像朋友间聊大天一样，半天主要是他谈了，看来听的人很有兴趣。他对这事没往深里想也就过去了。二十多年不在机关，他也不知道这个党委书记该由哪里考察，只觉得又是中科院又是省委来来回回考察，最后还有中组部，值得费这么大劲吗？
中组部找白刚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二十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所以白刚调省委的事他本人和研究所领导都根本没想到。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已经是大大破格了，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曾几何时白刚还是个臭不可闻的人，反党集团头目，极右分子，在劳教所改造十多年又押回农村“群众专政”。右派问题平反以后，原单位不要，让县里就地安排，白刚要求在县里当个一般干部或中学教员，县里却因他工资高发不起工资不予收留。原机关无可奈何收留以后，连个办公桌也不给他，想找领导谈谈根本不理睬。
就是这样一个人，四年后却一下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不用说一般人吃惊，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就是他自己也十分惊诧，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这事是真的吗？只听说不少人削尖了脑袋去钻营，跑官买官，升官儿哪有这么容易的？一个多年劳改和被专政的人，自己预先一点不知道就成了省委领导？这是为把小说写得惊奇瞎编吧！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种事？不，这确是8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要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1983年的机构改革说起。
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机构改革。改革已成了新时代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机构改革人们现在也听得多了，但是有些机构改革走了过场，穿新鞋走老路，说是要精简，结果是改革不久却越发膨胀。说是用人唯贤，往往是跑关系走后门，吃喝送礼，甚至是行贿买官。所以有些人对有些改革已不以为意。
不过1982年1983年的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
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县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有明确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解决机构臃肿除了减少层次、减少党委政府工作部门以外，主要是大大减少领导职数，以前省级书记、常委几十人，现在书记常委加起来大省只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书记还少。年轻化说的是年龄，更是硬碰硬来不得虚假。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弄虚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后，不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四五十岁的干部学历越来越高，年龄越活越小吗？不过那终究是少数而且也只能混小个一两岁吧，还能缩回去更多吗？所以年龄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就是个硬杠杠。
当时规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都是六十岁以下，地市厅局干部还能太大了吗？而且省级班子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厅局要求更年轻一些。这些要求现在看来很简单，老了该下就下嘛！还有啥说的？可是那时省地市县三级班子的年龄，几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书记，上山下山都需要两个人搀扶，一出门还得由专人给提着尿壶，仍然说自己能坚持工作。说我靠边站十几年，刚恢复工作椅子还没坐热就又不让我干了？就是想不通。
当时需要下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不仅许多老的要下来，还有不少年轻的也要下来。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到高级领导机关，人也可能不错，但缺乏工作经验，文化较低。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问题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要调整工作。各机构都要精简，中央要精简三分之一，下面还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志说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万人。涉及这么多人退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当然是一场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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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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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的许多人终究还是老党员老干部居多，他们都是出生入死为革命工作多年，讲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势，工作还是可以做下来的。最难的还是知识化、专业化这两化。这两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说大学学历的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看来这两化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那时知识分子多年都处于被打击被排斥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沦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称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进入重要领导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识分子干部四十万人，但担任处级职务的不足两千人，不用说担任更高职务了。
知识分子不仅不予重用，而且历次运动都是打击的重点。50年代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十几万人，反右运动就打了三万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万多知识分子陷入冤假错案。再加上虽没有被卷入冤假错案但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问题而被怀疑被排斥的知识分子就更多了。
由于知识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压抑，不仅很难进入领导层，就是担任了中层领导职务的，也是一直被告诫“要夹着尾巴做人”，只能是循规蹈矩，看领导眼色行事，难有作为。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说过：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甘于作“白痴”和庸才的人也很难有什么作为。从这里面选拔进入省级领导班子的人便难上加难了。当然那时的风气还比较好，如果像后来有些地方在干部选拔上任人唯亲，大走后门，像一副对联讽刺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那也就没什么难的，领导秘书们和身边的人，大学生还是有的。
但那时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调整过的，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多年靠边站，复出后急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反对任人唯亲。
邓小平同志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决心推行难度十分大的这场精简机构的大革命。他对困难、阻力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他说现在一些外国人也在议论，我们搞这件事看起来要失败。因为单单是机关就涉及四五百万人的问题，如果加上企业、事业单位，涉及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可是他更看到了当时确实也存在一个好条件，就是许多觉悟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当时调整不久的省委领导就多是六十左右、七十左右的老同志，他们决心在干部任用上进行改革，扩大视野，在全省范围内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省委按照“四化”标准提出了具体条件，让每个地市、厅局级单位、大专院校各推荐两名适合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下就提出六百多人，经过详细筛选、考察，缩小到八十人，又缩小到二十人，中央也派来了工作组共同进行选拔工作。最后确定白刚等六人进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
新的省委班子包括新进的四名大学生，才有十三人。新进的人中，一个是多年的右派，一个曾长期打成反革命。这几个人都不是领导身边的人，而且以前一直也没在领导视野之内。书记们集体向中央进行汇报，中央很快批准了新的方案，说这是个搞五湖四海的领导班子，中央很满意。
从此白刚便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中进行又一轮的拼搏。许多人都说白刚从副处到副省，这可是一步登天了。也有熟人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一生可是从地狱又到天堂了。是天堂吗？正像《红楼梦》里说的，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他去的是天堂还是一个难缠的是非之地？还难以预料，以后才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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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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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已是七十多岁了，惑事多矣。回想这一生，还有许多谜团解不开，对于天命更是渺无所知了。有人说五七年那场运动，连当事人现在回想起来也仍然发懵。的确是这样。我们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革命战争、地下斗争、敌人监狱考验过的共产党员，一个只有二十多岁，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正当充满理想、朝气蓬勃地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便突然跌入深渊。一个被送到不是劳改更似劳改的农场，一个在劳改单位一滚就是十几年。摘帽以后，一个虽分配到县里工作，但原来当了十年的省报编辑，却只拿刚参加工作的勤杂人员的工资，而且备受屈辱、歧视，生活中遭受了痛不欲生的打击。一个却被强制押送还乡，继续“群众专政”。又遭受了种种磨难。
他们都一下子被冤屈了二十多年，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这样被轻易地吞噬了。今天所以要把这一切写出来，主要不是试图圆从小就憧憬的文学梦，而是形象再现充满迷惑的那段历史，与读者交流，共同探索历史与人生之谜。
我们那时的劳改和现在的劳改大不相同。前几年我们参观过现在的监狱和劳改，看到宿舍里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靠墙是上下铺，屋子中间有很大一个活动空间，摆放着桌子凳子可供学习。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书报，文化低的有人帮助学习文化，文化高的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函授学习，取得相应学历。伙食经常变换花样，也很不错。和我们那时的劳改真是天壤之别。
那时不仅劳动强度高、时间长，而且吃不饱。几十人一个大屋子，对面两个大通铺，睡觉人挤人，下床两人相遇都要侧身而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没完没了地批斗，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的痛苦。在农村的“群众专政”，除了屈辱，更有难以忍受的贫困。这惨痛的经历虽然耗费了宝贵年华，但也并非空空流过。通过这严峻的体验也认知到了别人很难认知的东西。是的，有不少问题是只有通过严峻的甚至是惨痛的体验，才会认识的。惨痛的生活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痛苦，也留下了在平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真知和省悟。所以痛定思痛，我们应该从过去的惨痛中总结更深刻的教训，而不应该忘掉过去。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觉得应该把1957年反右派以后那段严峻的生活体验写出来。有人说不了解过去的人，必定会曲解现在。诚哉斯言！所以应该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