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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折腾十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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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的,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水路过。列车长是长春列车段的,知道都是城里的孩子下乡,得饶且饶。到了敦化前一站,老龚已经打听好,叫秋梨沟。车一停,一报站名,他一声“下”,我们就冲了下去。
  小站不大,到站时间是后半夜,天很冷。下来后,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有100多位各校在敦化的知青,都下来了。一看装束就知道,人人都拎个包。这群奇特的旅客四下撒摸,打算绕过栅栏去候车室买票,等下一趟车去敦化。大伙儿正兴奋着呢,忽然有人喊:“快跑,工人民兵来抓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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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一连好几天,都有知青玩这猫腻,秋梨沟成了逃票知青中转站。有关当局深为恼怒,派了工人民兵在此守候多时,车停时不动,车一开,站台上滞留的,都是逃票的无疑,抓你没商量,一个不能让跑掉。工人民兵一冲,站台上立时乱了套,大家没命地跑。男生纷纷翻栅栏,翻出去就算出了站,人就自由了。那栅栏,就是柏林墙。我和其他人早已失散。站台上蒸汽机车“呲呲”地放白汽,身边人影憧憧,呼喝声远远近近,根本分不清敌我。我把旅行袋往“柏林墙”外的地上一扔,翻身上墙,一蹁腿,“扑通”一声就落了地。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你自由了。”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裤腰带,只听“扑通”,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回头一看,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我心里暗笑。却见那人想放弃了,张口冲我喊道:“同学!同学!”
  啊?原来是个女的!
  我急忙赶过去。
  我们那时候眼光毒,对女生只要看一眼,就能揣摩出是哪一年级的。那女生,长得眉清目秀,短发,没扎辫儿,带个大狗皮帽子。一看那岁数,就知道是初二的。
  事急矣!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出手来,想拉她一把。但那女生受了惊吓,腿都软了,怎么也爬不上来。
  她喘着气说:“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省实验的。”
  “啊——我是四中的。我不行了,那个包,麻烦你帮我拿着,我先往那边跑。”
  这时间,工人民兵的吼声已逼近,声嘶力竭,一副要剿匪的样子。
  那女生的表情,有点绝望。
  我赶忙说:“你放心!我就在候车室,你快跑吧。”
  此刻,我胸中满是热血沸腾,能想到的就是《青春之歌》。
  白烟,呐喊声,棍棒击打声,机车头喘气声,把秋梨沟之夜搅得天翻地覆。
  我拎着两个旅行袋,一低头,就窜到树丛中去了。躲了一阵儿,待杂乱声音渐渐过去之后,才向候车室走去。
  一进烟雾腾腾的候车室,就看见老龚他们东张西望,正找我呢。
  我一喊,老龚就三步两步地赶过来,说:“嗨,就你废物,差点儿被抓住吧?”看见我提了两个包,他忍不住惊奇,“哪儿来的?”
  大伙围了过来。我本想瞒住英雄救美的事,怕他们笑话。但看这情形,显然混不过去,只好把情况说了。没想到大伙没一个拿我开心的,反倒都有些动容。老龚攥着拳,晃晃,要打出一个下摆拳似的:“妈的,一年前,谁敢这么对待咱们?咱们,这叫什么了?”
  李家轩用哑语骂了一句,说:“他妈了个腿儿的,老屯!欺负咱们长春人。”
  感慨一通,我们就去买到敦化的票。那售票员一副猪脸,没好气:“怎么又是去敦化的?今天都快一千个啦,有病吧你们!”
  小迷糊递过钱说:“是你们这儿有大脖子病(克山病),我们是转户去敦化的。”
  “混扯!”售票员把票扔出来。
  买了票,众人安了心,一边等车,一边等那落难女孩儿来取包。
  不大一会儿,来了一拨知青,有男有女,那女的就在其中。到了我们跟前,女孩有点儿腼腆,接过包说:“同学,谢谢你啦。”
  我说:“甭谢,没被抓住就好。别说你,连我腿都软。”
  对方人群中走出一帅哥,一看就是军干子弟,牛烘烘的,一拍我肩膀:“哥们儿够意思!我们是翰章公社的,你们是哪的?”
  “官地。”
  “不远嘛,以后来玩儿吧。”
  他看看我们这一伙,也就老龚像个军干子弟,就特别打了个招呼。老龚应了一声,双方都报了一下老爹所在单位的番号,马上就格外亲似的。这时,下一趟车来了,彼此就挥手告了别。那女孩儿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名儿也没留,地址也没留。
  那个年月,人朴实,没什么坏心眼儿,等价交换那一套也不大流行。知识青年在外,见面就是同志。帮个忙,蹭半个月饭吃,都没说的,用不着感恩戴德。


  只是,30多年过去了,我总是难忘那个初二女生仓皇无助的神情。那时候,不是谁的老爹都能挣一百多的,对一月收入三、四十的家庭,两块钱车钱,也是钱哪!我们在东甸子,死命干一天,也不过四毛钱。逃一次票,何至于此!我们固然是犯了规,但这“规”就是天经地义的么?在这世上,有的人是狼,有的人是羔羊。羔羊的命运,就是被死命地追赶。狼只要想要撵羊,理由有的是。
  我有时候想,那初二女生,如今已经是53岁的老太太啦。生活恐怕已经安定了,或者一定是闲着了。儿或女也该大学毕业了,送到社会上去,做狼做羊还不一定。她今天独自个儿在家里唠唠叨叨,还能想起那个人仰马翻的秋梨沟之夜吗?
  12
  火车到敦化站,天还没亮。一下车,我们就被站台上的气氛给镇住了。满站台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人民兵,人人戴个红胳膊箍(袖章),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另外还有游动纠察队。水银灯下,枪刺的寒光能吓死人,我们倒吸一口凉气——这场面,怎么像发生了政变啊?
  原来这是县革委会搞的,专抓逃票的长春知青。幸亏我们手中持有合法车票,不怕他吓唬人。那时候,工人民兵虽如狼似虎,但如果没证据,他们还没胆量随便拘人,哪怕他明知道你是逃票从秋梨沟上的车,也是没办法。
  看他们装腔作势,我们就暗笑,故意在站台上磨蹭不走。果然引起了了一个小头头的注意,他过来验了我们的票,翻翻眼睛,恶声说道:“出站,出站,还磨蹭什么?”
  走到出站口,我们又见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只见从后面的车厢上押解下来一群上海知青。一看他们这伙儿,人种跟我们就不一样——小伙子都长得细皮嫩肉的,女孩子更是水灵。这群人,好像不是一般知青,都穿着清一色的草绿棉袄,但又不是军用品,制式挺别致。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人人背后都钉了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名字。上海知青们显然是失去了自由,从这里再转押到什么地方去。看模样不像是歹徒,斯斯文文的,有几个女生,正经还是南方型的美女。他们神情并不沮丧,但谁也不说话,昂着头,没表情。拿枪的民兵在喝斥着他们排好队。
  我们走到他们跟前,忍不住停了一停。有人立即就喊:“看什么看?走开走开!”
  这是哪里的知青?犯了什么错儿?凭什么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他们?
  我们心里直发毛——兔死狐悲呀!你想,我们离家远,他们离家就更远了。下乡本来就不容易,“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出征曲唱了没几个月,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后来想,也许他们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未经批准就集体离了岗?现在是押解回本单位?要是在今天,他们若想离开农场,农场领导还不得直磕响头,热烈欢送下岗。可那时候,你没有不劳动的权利。
  到了候车室,与女生会齐后,天还是没亮,就坐在长椅上干等。正在百无聊赖时,工人民兵又来了。不过,这回不是查票,是来演出的,搞宣传。
  这一支队伍,是文化民兵,见旅客睡眼惺忪,给大伙提神来了。那年头,宣传队的节目都是老一套:快板群,三句半,小合唱。几男几女,脸抹得通红,眉毛画得像大蜈蚣,拉个弓步,摆出胳膊肘子往外拐的姿势,一惊一乍。
  不过这敦化工人的演出队,水平未免太凹,属第三世界。我们在以往,见惯了大专院校宣传队一流的演出,口味可不低。这工人一边演,我们就一边笑。我们越笑,他们水平就越凹。我实在憋不住,就说了一句:“什么玩意儿,这水平。那脸怎么红得像猴屁股?”
  老龚说:“就是,不看了!到外面找地方坐会儿。”女生们嫌外面冷,不动。男生们就出来,在站前广场上,找了一块干净地方,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抽烟,嘲笑工人民兵。
  天冷,但空气很清新,天灰蒙蒙的有点儿亮了。忽然,大伙都有点儿想念东甸子了。这次回家,故乡长春景物依旧,但偌大的城市里,却没有了我们的位置。大人们上班,弟弟妹妹们上学。省实验,都是些小孩子,生面孔。桃李满园,“尽是刘郎去后栽”。那些教室,我们是再进不去了。昔日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老师,现在让我们羡慕不止,人家仍然是城里人,我们却远放他乡,回归无望。城里,是不能久留了,呆久了自己都想走。无枝可依的我们,只有东甸子,还算是个落脚处。
  正怅然间,忽然女生们慌慌张张地跑了来。梁燕眉冲在前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我起来:“呀,你还在这儿没事儿!知道不,工人民兵抓你来了!”
  众男生大惊,都站起来四处望。我问:“我怎么了?”
  梁燕眉就嗔怪:“你说人家宣传队像猴屁股,旁边有人告诉民兵了。现在来了一伙拿枪的,正到处找你呢。”
  关美玲也埋怨:“他们愿意像什么像什么,你说那些干嘛?这可好,惹祸了。”
  我愤愤:“他妈的,就是猴屁股嘛!”
  梁燕眉急了:“他就是猪头,你也不能说!他瞎胡闹可以,你说就不可以。”
  老龚说:“是啊,一帮屯老二,跟谁讲理?咱惹不起,快走!”
  我们一行,连跑带颠,直奔了长途汽车站。回头看看,火车站候车室里灯火通明,一群傻逼还在那里掘地三尺地找我呢。
  老龚说:“你呀,今天是万幸,要叫他们抓住,非打折你肋骨不可。”
  梁燕眉在我身后说:“你往后可别什么都说了,吓死人了!”
  小迷糊就笑:“嘿嘿,祸从口出。”
  我回头看看。路灯下的梁燕眉美艳异常,因为跑得急,刘海儿都被汗粘住了。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柔情。
  到了汽车站,安顿下来,我才感到后怕。想想只有叹气:要是在两年前,这么几头烂蒜,怎么敢动省实验造反大军一根毫毛。如今我们一下乡,大军做鸟兽散,只因说了一句真话,就被这些杂牌军撵得东奔西窜。这工人民兵,有工不干,警察都不管的事儿,他们跟着瞎掺乎,早晚恶有恶报!
  从那一天起,我就跟工人民兵结下了梁子。我那时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诅咒后来竟应验了。那年头,警察其实挺和善,从不欺负老百姓,就这工人民兵沐猴而冠,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几年后,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拿棍子打群众,不让纪念周总理;又在上海想搞叛乱,以卵击石,最后终于作到了头。“工人民兵”这个历史名词,跟着那一帮,一块儿成了臭狗屎。
  在这个残冬的晚上,一路躲藏,两次奔逃,真正有了颠沛流离的感觉。上帝捉弄我们这些小孩儿真是捉弄得不轻,昨天还叫你天之骄子,今天就让你适者生存。忽南忽北,怎么说都有理,我们就跟着瞎跑,连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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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长途车开了门,我们一拥而上。车窗上蒙着厚厚的冰霜,我们就像一堆冷藏猪肉,冻得直跺脚。这时刻,怎能不归心似箭——东甸子,你就是再不好,也是我们的家啊。
  我们成了野孩子,被城市和学校推出来了。曾几何时,“小将”、“急先锋”的名号熠熠生辉,大串联走哪吃哪,工人、干部都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跑,警察也对我们礼让三分。如今没用了,大贬值,成了垃圾,一脚踹出来,“接受再教育”地干活。
  但是,野百合也有春天。1969年的春天毕竟是来临了。那一年春,不平凡,中苏在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开打。先是3月1日苏军动了大棒子,3月15日又动枪动炮,打个不亦乐乎。再一件事是林副主席要坐庄,4月初就要开“九大”。广播里除了样板戏,又多了一首歌,叫《满怀信心迎九大》。挺好听,有点儿像前两年的“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唉,能高兴的,到啥时候,都是高级老百姓。咱们小知识青年,没啥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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