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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折腾十年-第6章

小说: 折腾十年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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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大不了我们几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不好意思地一笑:“农村,没啥娱乐,不干那个干啥呢?”
  大老张为了鼓舞士气,就讲1960年开舞会的事情。我们小学四年级时,舞会就禁止了。1960那时候,物质不足,拿精神来补,单位里面舞会开得盛,我们只有一点儿模糊的印象。
  经大老张一说,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其乐无穷。
  “学院里头,三天两头有舞会。舞会不稀奇,关键在黑灯。黑五分钟,啥也看不见,搂着蹭……”
  “蹭啥?”我们听不明白。
  “嘿嘿,蹭肚皮呀!”
  “蹭肚皮?”我们反应过来,爆笑一通。
  大老张啊,这狗东西!
  艰辛而又欢快的劳动,不知不觉进行了五天,按约定,生产队应该来车,拉劈柴回去,同时给我们带来给养。但是雪大,进山困难,这一天,车没来。
  粮食还有,菜却没了,晚饭连咸菜疙瘩都没了。怎么办?大老张有办法,拿热水化开了粗盐粒子,一个人碗里倒一点儿:“就和着吃吧,比吃糠还强点儿。”
  盐水的滋味,咸,苦。我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屋子里像冰窖,老关头的“棒捶”笑话也听腻了,长夜如何度过?
  老龚说:“烤火吧。”


  上好的木柴扔在灶坑里,火焰熊熊。老龚曾多次说过,杨靖宇将军为抗联写的军歌,有一句就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今天,我们全都体验到了。
  大家伸出手来,看见一个月前还细皮嫩肉的手,此刻冻得紫红,伤痕累累,不禁都黯然神伤。
  王亚奎哀叹:“明天车再不来,小米也没了。”
  老龚说:“不想那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唱歌!”
  唱什么?看见篝火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小马架的泥墙上,几个瘦小的影子,更显得孤苦伶丁。悲愤之情涌了出来,就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这悲歌与我们所处的情景,非常吻合。
  老关头眨着眼睛在听。他的这个土鳖小马架里,几十年中,恐怕还是第一次响起带欧洲味儿的歌曲。
  大老张看我们情绪不对,就说:“来来,我请你们吃饼干。”
  不知道他要变什么戏法,我们都看他动作。马料里,还有半块豆饼,老张去拿了来,用砍刀削下一些薄片。
  “用火烤烤,就是饼干。”
  这豆饼是何物?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是不载的,它是农村用黄豆榨油后所余的渣滓,富含蛋白质。前段时间,阜阳的大头娃娃要是不喝奶粉,而吃这玩意儿,头可能不会大。豆饼有腥味儿,不是人的吃食,但用火一烤,蛋白质熟了,竟喷香扑鼻。吃着,有蛋黄的香味儿。
  咯吱咯吱嚼了一阵儿,果然解馋。口腹之欲一满足,精神就有需求。我们钻进被窝,就央求老关头讲那过去的事情。
  老关头是民俗学家,从他那儿,我们知道山里有很多禁忌,不能打破。比如严禁妇女进山,更不能让妇女伐木。不然,树倒的时候就容易砸着人。当时虽是革命时期,山里的这些规矩也没破,百里老林,见不到一个母系。这固然是对女性的侮辱,但多年以后我想,这其中也可能暗含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有,砍伐过后的树根不能坐,因为那是“山神爷”的宝座。山神爷又是什么呢?是金钱豹。老关头说,最后一次见着豹子,也在六年前了。“山神爷”出现之前,山林里就有异常气氛。那东西身影一现,百兽都要避开。有一次,老关碰见它远远地下山来,不巧枪没带在身上,只好倒头便拜,口中喃喃有词:“山神爷保佑!”接着,就是叩头如捣蒜。
  豹子爷见到这不抵抗主义,不大理解,困惑了一会儿,就返身走了。
  山神爷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但熊瞎子是年年光顾的。一立秋,半夜里就来偷老关头种的玉米吃。连吃带糟蹋,损失一大片。遇到这情况,就得吓唬,放一枪,怪叫几声。熊瞎子觉得情况不明,就会自己走开。熊一般不会吃人,但发情期的母熊不好说。山民有偶然与熊遭遇的,被熊妈妈一巴掌抓过去,往屁股底下一塞,当做了沙发用。坐完以后,也不吃,起身就走。其实,她是早把屁股底下的人给忘了。即便这样,人也活不了,因为五、六百斤的重量压下去,“沙发”一般都被压漏气儿了。
  老关头讲这些,我们感到很刺激。劳动越来越不像是劳动了,倒像一场探险。
  一夜无话,只是蛋白质不好消化,被窝里炮声连连,似当年激战大沽口。
  第二天,炮声平息,我们的救星也到了。刘队长毕竟没忘了我们这支探险队,派“打头的”(生产组长)带粮草上了山。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四个人。见到山下来人,我们如同见到了八路军,都喜极而泣。
  小米有了,土豆有了,咸菜疙瘩也有了。生产组长庞德海还给我们带来了家信。那时候平信走得慢,一来一回正好一个月。拆开老爸写来的信,又是老一套谆谆教导,陈腐不堪,他怎能理解我们革命年代的新人类?倒是有两句话比较有份量,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说:“看到你抽烟,我当晚回去很不安。跟你妈一说,你妈哭了。抽烟不是罪恶,但却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你下乡,环境不同了,生活恐怕要很严峻,意志薄弱者,难免被淘汰。人一生要走几十年,拼到最后,就是拼意志。你把《论持久战》好好看一看,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学生,人家是要把你当作一个兵的。人生战场上,求死容易,求生,难啊!”
  老人家苦口婆心,我没大在乎,继续抽烟。到今日,意志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薄弱了。不要说建功立业,连活都活得没啥意思。我想,有的人,从小喝的是大头奶粉,先天不足,人生这一仗注定了就打不赢。折腾半辈子,也是给人家垫背。早知今日,我当初什么也不干,到今天也是一样。
  庞德海四人用秫秸打地铺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拉走了三分之一的柈子。我们又继续熬了五天。
  粮草足,心情就好,没事儿就逗大老张讲“蓬嚓嚓”的故事。60年代初的生活令我们神往,那些年我们还小,没成|人,好多乐趣没赶上。只记得小学老师人人都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们当我们面儿,要我们做“合格接班人”,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没准儿也要“蹭肚皮”。现在的少壮派学者,把文革前和文革两个时期给一勺烩了,说反正都是不自由。自由不自由的,我不会太在乎,关键是安稳。那些年代初,就安稳,我们上学哪有家长接送的?没匪、没娼、没人贩子,连汽车都没多少,我们怕什么?
  因此我们下乡后就不满,不能学习了,还要服苦役,安稳的日子,从此没了。听大老张讲过去,就像现在的小女人愿意听人家讲上海滩,都是自蔚而已。
  10
  我一般不崇拜学者,尤其不尿那些少壮派。但对有一位是例外,他不是我们同胞,他是美国人,叫亨廷顿。他说,美国和第三世界老掐架,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我服。我们当年从长春到东甸子,就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了巴格达,必然也要有“文明的冲突”。
  那时候我们去,说是接受“再教育”,心里可不大服。老师、校长都没能教育我们,山沟里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我们,就是时尚的代表。单说这拉锁大翻领,天蓝运动裤,农民见都没见过。
  那些农民,不大自觉,还真以为会种地就有了天下第一的学问,要充充老师。尤其那些30来岁的少壮,满口土掉渣的地方口音,把“敦化”说成“敦滑”,把“贫下中农”说成“贫下中能”,把“春耕”说成“春惊”,把“大寨”说成“大再”。我们说标准音,他们还要嘲笑。这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难道还想颠覆?这暂且不说了,文明的冲突,大不了各说各的。最让我们几个男生不能容忍的,是少壮们三十郎当岁,拉家带口,儿女好几个,还个个色迷迷的。专跟我们户女生套近乎。一开会,就往女生跟前凑,没话找话,说说“敦滑”,聊聊“春惊”,恬不知耻。
  女生呢,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莺莺燕燕,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来而不往非礼也,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贫下中能”,扯扯学“大再”,连长春口音都改了。气死个人!集体户内部开会,我们就提出,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性骚扰”,女生们不吃这一套,说,思想不要太肮脏,她们接近贫下中能,没有错儿。你看,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


  那少壮农民,都有点文化水儿,以高小毕业的居多,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大分头甑亮,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用白线勾的,花乎哨,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他们勾引,也就罢了,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平时干活儿,老帮着女生,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
  女生意志薄弱,或者说性意识早熟,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反而不咸不淡。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我们被激怒了。
  那时,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学会了一种黑帮“切口”,也就是黑话。说起来谁也听不懂,学起来挺简单。原理就是,在说话时,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在声母后面加一个“ai”,在韵母前面加一个“g”。比如说“妈”字,就要说成“买嘎”;说“爸”字,就要说成“百嘎”。据李家轩讲,这语言叫“哑语”,他一提倡,我们都感到有趣儿,几天就学会了。说起话来滴里嘟噜,完全是外国语,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会了“哑语”,我们就神了,可以当面骂人,被骂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也可在外人面前商量机密,不怕泄露。
  再开会,少壮们往女生那儿一凑,我们就用哑语大骂,内容很不文明,这里就不好翻译了。大意是说,发情不能不看场合,或者回家跟自己妹子去干,等等。
  少壮们起初很意外,跟女生打听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女生们也不知,就开玩笑说是西班牙语。少壮们知道没好话,尴尬了几天,又厚着脸皮继续“君子好逑”。
  这天,少壮派的首领人物庞德海开会时候读报,为了显示有文化,拿着“敦滑”的腔调,抑扬顿错,念得白字连篇,遇到不会的字就蒙。其实这活儿,可以让我们来干。龚本辉是标准男中音,我是过去本派战斗队的广播员,念报纸,都跟中央台的效果差不多。但庞德海非要自己念,这也是一种权力显示吧?——你能,但你没权,所以我就不让你干。
  我们都习惯了,就当他放臭屁,我们在底下用哑语说我们的。
  那天,夜长,读报时间也长,一张报四个版都读到了。其中有一条当时很罕见的科技新闻,大概意思是说,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发明了什么新药,能治愈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候医学上也是扯蛋,开刀不用麻药,硬切。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没人信。这庞大学士念着念着,突然蹦出一个词儿来——“吼房”。小迷糊听了,一机灵,高声问:“什么吼房?”龚本辉领悟最快,喊起来:“老庞啊,那是‘Ru房’,还‘吼房’!”老庞脸一红,说:“对对,Ru房,Ru房。”他其实知道这词儿的涵义,但就是念不准,所以又解释了一句,“就是那个,咂咂,老娘们儿的咂咂。”一边说,还一边揪了揪自己的胸脯。
  这下,全场笑倒一片。老娘们儿就开骂,大姑娘脸飞红,我们户的女生全低了头,笑得挺兴奋。
  我们这样羞辱老庞,他脸皮厚,安之若素。安排活儿时仍旧照顾女生,为掩人耳目,也顺带给我们安排轻活儿。我们以为他和其他少壮都是软蛋,我们这“城市文明”完全可以和乡村文明抗衡抗衡。其实我们错了。睚龇必报,秋后算帐,是中国人的根性,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是老庞比我们有城府,看我们目前还受刘队长的庇护,他隐忍不发而已。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从山里回来,到春节前,是真正农闲。活不多,带干不干。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现在的少壮学者们恐怕又要说,那年头,有什么文化?
  当然有,我说的是,苏联文化。
  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我们懂事时,中苏已经开始掐架,高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苏共中央”。苏联文化原本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大餐,不是我们的。我们接触它,是因为1969年出现了文化真空。我这里说的文化,是说最基本的流行歌曲。本来,文革中有大量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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