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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折腾十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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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完火进屋,拿电筒照照,墙上还挂着鱼网。行了,明早上抓鱼,连家伙什儿都有了。看看闹种,我的天,已经两点了!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倒头就睡。
  这一夜,可真是“黑甜乡”,我们啥梦也没做,一觉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原来是老龚先醒了,发现老房不在,鱼网也拿走了。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看看小闹钟,已经七点半,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一上午都快过半了。老龚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众人揉揉眼睛,出门就往湖边跑。跑到一半,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裤子湿了大半截。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却沉着脸没答腔,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
  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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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6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0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东甸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是自由无比。“贫下中能”虽然说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你愿意干不干。不干,就没工分。年终分粮的时候,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你拿钱买就是了。每人400多斤粮,是活命的,队长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吃喝不用愁,那两个卖命的工分,挣不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么,那时候的插队知青,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社会组织”中。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除了道德鄙视,他们没有强制权。这道德鄙视,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包二奶”,当什么用?照包不误!
  老房、亚奎和长骏三个人,终于放弃了自由,决心当牛做马了。他们是工人出身,从小没少干活,比我们能受罪。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彻底分化了我们户。
  女生们,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用说了。看样子,都时刻准备着,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白天干活儿,美眉们娇声娇语,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对这些“准二奶”关爱备至。
  老房他们仨,用苦干表忠心,老屯看在眼里,都说他们干得不错。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老屯看得顺眼,那就是好。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只气不过,我们不比他们差,但怎么干都不讨好。那时候想,这“贫下中能”真是浑不讲理。我们没想到,30多年后,拿着高等文凭的人,也一样浑。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变。
  我们四个罢了工,在家里做出发准备。开饭就吃饭,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个空,在外屋地小声问我:“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
  我踌躇半天,说:“不想干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怨情。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当中,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但她总还有个分寸。不像其他那几个,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处一处”宣告终结了。
  霎时,我心乱如麻。
  看她俊俏的脸、水汪汪的眼睛,无一处不透着善良。可这善良的姑娘,就此,将与我渐行渐远。命运,为何如此残酷啊?我头一仰,眼泪差点儿没掉出来。
  小迷糊开门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刘,挺纳闷儿,问我:“你咋啦?”
  我赶紧掩饰说:“烟呛了。”
  小迷糊若有所思,一笑,“枯吃枯吃”踩着秫秸叶子出去了。
  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看书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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