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外交官-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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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哭，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哭够了。

判断这场灾祸对李冼来说并不难，也不是没提醒过他父亲，可是李大人却是清流里那种典型不怕死的，必然不会因为自己性命堪忧而不理人民疾苦，欲杀身成仁，面对这么个古板认死理的爹，李冼也是穷着急没办法，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如同他所预计的那样一步步地发展下去。

在李冼看来，他的父亲范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真把孟子的“民为重，社稷轻之，君为轻。”当成自己的为政准则，不是说把百姓当一回事不好，但是不能让朝廷觉得你心里面只有百姓没有皇帝。当官的不把朝廷当成一回事，这官自然也难得当的长久。

拿造反这件事来说，虽然是朝廷逼出来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您老人家再怎么亲民也不该包庇纵容。

其实如果想要活下来很简单，直接卷铺盖走人就行了，就算是丢了县城责任也不在他，毕竟知县手上是没有兵的，当年太平天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也没见朝廷为这件事斩了多少人，反正如果百姓造反，朝廷的责任本来就应该是最大的。

当然李冼这种思想比起他的父亲显得过于鄙俗，不过他的追求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是正统的儒家门生，而李冼所追求的则是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更何况，他认为他父亲的所作所为虽然够得上是英雄之举，但是也未必是一件对的事，如果动用的是普通的皇粮就罢了，但是偏偏派放的是军粮，不管这些军粮最终是不是在战场上派上用场，但是军粮关乎军心，军心动摇，仗也就难以打赢，这么一来就算是他现在能就这些饥饿的老百姓一命，他日能从反贼的屠刀下把他们就下来吗？

人总是会面临与亲人永远分离的一幕，只是李冼面临得太早，但日子仍然得过下去，好在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亲人，就是他的外祖父——三朝元老——荀同庆。

按照那个时代的规矩，通常来说李冼在此时的投奔对象的首选应该是叔伯，至少是和他一样姓李的亲戚，虽然血缘有可能不及与荀同庆的近，却好歹是同族，供的是一个祖先。

但可惜，李冼并没有这样同祖同宗的亲戚，他的父亲本来就是个几代单传的穷书生，祖籍在山东，赶上了凶年，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到京城一间私塾里教书以及继续苦读，后来很机缘巧合地，他的一篇练笔之作，被荀同庆看着了，大加夸赞了一番之余将这个年轻人收为了门生，并准备让他当个倒插门女婿，但是这位姓李的书生虽然人穷，志却不短，宁可放弃荀同庆这个官场中的大靠山也不做不孝之事。

荀老先生见状对这个学生更是喜欢得很，不顾妻子和儿子的反对就将养了十几年的闺女倒贴给了这个穷的叮当响的书生。

李冼出生的时候，李大人已经在热河就职，因此，李冼长这么大从来没见着过自己的外祖父，也没来过京城。

此次若不是荀同庆知道他的门生兼女婿出了事儿，派人去陕西将李冼接到京城，李冼还真就忘了自己有这么一号亲戚。

从此要跟着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亲戚生活，李冼心里的确有一些别扭，不过这些别扭早在启程的那一刻就被“京城”的巨大诱惑冲淡了。

如今他站在京城坚实高大的城墙下，抬头辨认城门上几个苍劲的字迹，对这个自己未曾涉足过的地方突然从心底涌出一股莫名的归属感，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李冼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的。

京城的市民们可没注意到这个正在西直门外无限感慨的少年，就算注意了也会马上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开来，京城的老百姓最爱的是有分量的政事，李冼作为荀同庆鲜为人知的外孙子，此时明显还够不上这个范畴。

同治十一年的好戏实在太多，让人应接不暇却又翘首以盼，俗话说的好，多事之“秋”，刚刚过去的夏天已经是如此不安分，秋天就更别说了。

京城的大街小巷里人们早就开始窃窃私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时期的西方画家的笔下，中国人往往是木然的，像一具具被礼教提着的牵线木偶一般完全没有生气，因而让欧洲人觉得中国人“怕事儿”。

其实并不然，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彼此互相理解的确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西方人觉得两个人见了面不亲脸也不握手就是不热情，但其实中国人频繁的拱手就是热情的表现。

中国人并不麻木，即使在那个时代，至少在京城这样消息灵通的大城市是这样的，无论是多么地层的市民都能把这朝野上下的门门道道讲个通透，他们绝不怕事多，反而希望朝廷多做出点什么事来供他们茶余饭后作消遣。

同治十一年的朝廷也一改从前的一板一眼假正经，不负重望地往民间投下一剂又一剂的猛料。

先是皇帝决定把江南制造局在长江上跑航运的客船卖给了私人，惹得福建、广东那些本来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注入到香港和外国的航运公司的富商们纷纷撤资来挖国内这桶金，据说连皇帝的叔叔恭亲王都往新的航运商行里投了资金。

本来，许多人还觉得，大清虽这么弄了，但毕竟还是个新手，就算是外国不给朝廷上眼药，凭真刀真枪大清的商行也极有可能斗不过不过西方的航运公司，毕竟人家除了丰富的经营经验还有“片面最惠国”的待遇罩着，但是这次朝廷却出奇的灵光——既然别的国家可以享受优惠，那自己国家的企业也可以享受优惠，还要享受最大的优惠，而且如果外国的公司想要和本国的公司享受同样的优惠，那可不行，因为所谓片面最惠国是针对对所有外国的优惠不包括本国在内，如果要改，也得等到六年以后，《北京条约》的修改期再改。

第三十章　李冼（3）

各国虽然都有怨气，但是却没有一个要出来挑头闹事，只能一天到晚的敦促清政府解决，但具体该怎么解决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毕竟现在长江航运的业务已经不是掌控在朝廷手里的了。

另一方面，朝廷虽然对长江航运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税收也大幅调低，但是比起以前全部让外国人掌控，朝廷一分钱的税也征不到，就是新订的优惠政策再宽容，朝廷也是赚到了，而且很明显，朝廷赚到的并不少，至少是可以让皇帝和太后都尝到了甜头。

既然意识到了有利可图，自然就要做大做强，包括西太后在内的一干在洋务与清流之间摇摆不定的人员们虽然思想上仍然固守这农本商末的老黄历，但有钱不赚明显不符合他们的智商，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国库空虚，恨不得连国防的钱都得借的时候，谁都不会跟银子过不去，如果想讲得冠冕堂皇一点也完全可以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这金山银山摆在那儿，你不让老百姓染指洋人也会碰，反正是保不住，自然得要把好处给自己人，怎么也不能让外人来占便宜，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头来不管这金山银山在谁手上，那都还是朝廷的财富。

长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一直秉承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清朝闭关锁国之后，唯一一个向外界敞开的窗口只有广州港而已，但即便是这样关税的收入也是清政府不会小视的一笔收入，毕竟那个时候中国的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绝对的顺差，基本上相当于只出不进，赤裸裸地敛财，从这个方面讲，西方人那么迫切地想打入中国市场也不完全是出于资本主义的掠夺性，说到底无论是哪个有正常头脑的国家也不愿意看见自己一天到晚的砸钱，更何况这个让他砸钱的那一方还是他不得不去合作的贸易伙伴。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鸦片战争的前十几年就已经改变了，欧洲人在尝试了多种打开中国市场的方法之后终于确定并达成一致共识——鸦片这东西是目前为止打开大清帝国市场最好的敲门砖，要说西方各国的本来目的并不像后来被总结的那么险恶，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大清帝国动和印度一样的心思，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用鸦片来削弱清朝八旗的战斗力这样的用心，仅仅只是单纯地想做生意而已。

当然，从客观上而言，他们的确是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军队战斗力与日剧下，国民孱弱，以至于在后来1840年得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1860年的战火更是让这个昔日世界霸主的国际声望一落千丈。

在那以后的中国。外国人犯了罪，清政府不能抓，不能审，得让外国人自己去办，别说西洋人在中国做生意中国政府不能跟他们征税，连关税也要与西方各国协商制定，完全成了西方工厂的给养地以及垃圾场。

如此一来清政府能从西方人手上拿到的银子几乎为零，反而还每年要大笔大笔地往外送银子，非但如此，这往外送的银子还被西方人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逐步累积，最后变成了朝廷连想一下都头大的天文数字。

而此时的大清国又正在应验那句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老话，国事上处处不顺连老天【文】也要来插上一脚，不是今天这里【人】来场地震，就是明天那【书】里发次蝗灾，长江年【屋】年泛滥，黄河频频断流，无论哪一样都必须朝廷拿出大笔大笔的雪花银去料理善后，最重要的是，这钱花的还不一定能花到点上，朝廷上上下下都清楚得很，这赈灾的钱款说是皇恩浩荡救济灾民，但起码有一半是要用来“打赏”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若是真正到了灾民的手里还能剩下碎米的话，那就已经是这些当官的大发慈悲，是朝廷的造化，不过，通常这种情况可能是难以发生的。

如果是康乾盛世的时候还好说一些，毕竟那个时候朝廷虽然一天到晚在边关上战事不断，有大笔大笔的军费开支，但是好在风调雨顺，贸易顺差，要粮有粮，要钱有钱，发下去的赈款被贪污被挪用，造成民怨沸腾，如果朝廷想追究就派一两个钦差大臣带着至高无上的皇命彻查贪官，如果不想追究，大不了再给当地补发一份，反正大体上是能让大多数人吃上饱饭，虽穷却不至于到“思变”的地步。

可现在就不同了，朝廷本来就欠着西方各国大笔的战争赔款，又得向外国买军火强化武备，能挣上来的那么点可怜的农业税有时候职称朝廷这些用度都困难，要挤出来点儿赈灾款那整个国家基本上也就陷入了“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惨景，更别说再去补发。

老百姓生活质量每况愈下自然是要怨恨朝廷，别说现在这朝廷姓的是“爱新觉罗”在老百姓眼里本来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鞑虏，就算他是黄帝、炎帝的直系子孙，如今把老百姓折腾到这份上——而且不但是自己折腾还任由夷人来折腾，天下黎民任谁也会待见他们。

其实，朝廷内部也的确是有自己的苦衷，面对每况愈下的财政收入，以及持续上升的外债和反政府情绪，却也找不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帝国最高层和最低层的积怨越来越深，却又无法相互沟通，说到底，是中间那层太不仗义。

不过，这的确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封建社会有很多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国家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品德、操守甚至是能力，中国这条船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漂流了两千年，当初的零部件就算是质量再好，如今也已经是老化腐朽，不换，就只能等着他在暗礁上撞得粉碎。

但是，对于已经渐渐开始以自己的意志推动历史前进方向的沈哲所精心制定的整个计划而言，19世纪末的清朝内部所呈现出的极度腐朽的政治面貌所给他带来的并不一定全部都是阻碍，至少有一点他可以加以利用，就是清帝国朝廷内部包括西太后在内的掌权之人全部都是政治动物，办洋务也好，继续守旧也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倾向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个人理想。

因此，无论是在传统观念看来多么荒诞不经的意见，只要能够产生这些掌权者认为回报大于其付出的政治价值，他们都会欣然接受。

而对于现在的大清来说，一切问题的根源只在于两个字——“缺钱”。而且是因为“缺钱”使大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曾经说过“仓廪足而知礼仪。”

这套理论在道学先生们看来可能是悖论，因为他们想来是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

但是政治动物如果是君子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的成长为一个“政治动物”了，绝大部分的可能是沦为“同类”交火中的炮灰。

政治动物通常没什么信仰，而是嗜权如命的生物，而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在这些人的眼里，活下去比什么都要重要。

在这样一个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续都成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问题的时候，高层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