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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呐喊-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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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⑽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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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作者除在本书(《呐喊》)《自序》中提及它产生的缘由外,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可以参看。
  ⑵候补: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官衔,但还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⑶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里比喻我国封建主义统治的长久历史。
  ⑷“本草什么”:指《本草纲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该书曾经提到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的记载,并表示了异议。这里说李时珍的书“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当是“狂人”的“记中语误”。
  ⑸“易子而食”:语见《左传》宣公十五年,是宋将华元对楚将子反叙说宋国都城被楚军围困时的惨状:“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⑹“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对齐庄公说:“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按:“二子”指齐国的殖绰和郭最,他们曾被州绰俘虏过。)
  ⑺“海乙那”:英语hyena的音译,即鬣狗(又名土狼),一种食肉兽,常跟在狮虎等猛兽之后,以它们吃剩的兽类的残尸为食。
  ⑻易牙:春秋时齐国人,善于调味。据《管子·小称》:“夫易牙以调和事公(按:指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桀、纣各为我国夏朝和商朝的最后一代君主,易牙和他们不是同时代人。这里说的“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也是“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的表现。
  ⑼徐锡林:隐指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心肝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⑽指“割股疗亲”,即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愚孝行为。《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鸭的喜剧⑴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⑵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⑶,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是没有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而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⑷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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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唉!……”他说。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⑸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的叫,都是“鸭鸭”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
  一九二二年十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上海《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十二号。
  ⑵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我国。一九二二年从上海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一九二三年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曾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⑶“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语见《孔子家语·六本》。
  ⑷《小鸡的悲剧》:童话。鲁迅于一九二二年七月译出,发表于同年九月上海《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九号,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⑸“俄罗斯母亲”: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爱称。〔《呐喊》〕
  端午节⑴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
  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⑵,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其时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⑶,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大发其议论道: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⑷,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或者是以为这话对;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其实却是都错误。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总长冤他有神经病,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决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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