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卡夫卡-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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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宾馆大厅的公共电话号码簿上查了公营体育馆的电话号码，询问健身房里边有什么器材。我所需要的器材基本一应俱全，费用为六百日元。我问了其所在位置和从车站如何去，道谢放下电话。
我折回房间，背起背囊出门。东西蛮可以放在房间，钱也可以寄放在出租保险箱里——那样或许更安全，但可能的话，我还是想时时带在身上。现在它似乎已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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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前汽车总站坐公共汽车去体育馆。当然我很紧张，感觉脸有些僵。我这样年龄的少年平日大白天一个人去体育馆，说不定有人上前查问。这里终究是陌生之地，我还未能把握人们到底在这里想的什么。但谁也没注意我。自己反倒产生一阵错觉，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人。我在入口默默付费，默默接过钥匙。在更衣室换上短运动裤和轻便T恤。做伸展运动放松肌肉的时间里，我开始一点点镇静下来。我置身于我这一容器之中。我这一存在的轮廓，随着“咔喳”一声轻响完整地合在一起锁上了。足矣。我在平时的位置。
我开始循环锻炼。一边用MD随身听听王子音乐，一边足足用一个小时按以往的顺序在七台健身机上练了一遍。原以为地方公营体育馆里无非老式器材，但实际上全是令人惊叹的东西。四下一股崭新的不锈钢味儿。一开始我以较少的负荷做了一次循环，继而加大负荷做第二次循环。用不着一一写进表格，适合于自己身体的重量和次数全都在我的脑袋里。全身很快冒汗。练的过程中须补充好几次水分。我喝矿泉水，嚼来时路上买的柠檬。
固定的循环锻炼进行完毕，我冲了个热水淋浴，用带来的香皂擦洗四肢，用洗发液洗头发。包皮刚刚翻上来的阳物要尽可能保持清洁。腋下、睾丸和肛门也一丝不苟地洗了。量罢体重，我裸体站在镜前检查肌肉硬度，然后在洗漱台洗了被汗水浸湿的短运动裤和T恤，用力拧干装进塑料袋。
出了体育馆，坐公共汽车返回车站，走进昨天那家面馆吃热气腾腾的乌冬面，一边慢慢吃一边打量窗外。站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身穿不同的衣服，提着东西，脚步匆匆，想必带着各自的目的赶往某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如此男女的身影。蓦地，我想到距今百年之后。
百年之后，置身此处的人们（也包括我）应该从地上荡然无存，化为尘埃化为灰烬。如此一想，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这里所有的人或物都显得虚无缥缈，仿佛即将被风吹散消失。我伸开自己双手定定地细看。我到底为了什么如此东奔西窜呢？何苦这么苦苦挣扎求生呢？
但我摇摇头，不再往外看，不再想百年后的事。要想现在的事。图书馆有该看的书，体育馆有要对付的器材。考虑那么远的事又有什么用呢！
我和昨天一样在车站小卖店买了盒饭，带上电气列车。到甲村图书馆是十一点半。服务台里仍坐着大岛，他身穿蓝色人造丝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一条白牛仔裤，一双网球鞋，正在伏案看一本厚厚的书。旁边放着昨天那支（大概）黄｜色铅笔，前发垂在额前。我一进去，他抬头微微一笑，接过背囊。
“还没返校？”
“学校不返了。”我实话实说。
“图书馆倒是不坏的选择。”说着，大岛回头看身后的钟确认时间，然后又回到书上。
我去阅览室接着看巴顿版《一千零一夜》。一如往日地，我一旦沉下心翻动书页，中途便欲罢不能。巴顿版《一千零一夜》里虽然也收有和我过去在图书馆看的儿童版本一样的故事，但故事本身很长，加上插图多细节多，根本不像同一故事。诱惑力大得多。猥琐、杂乱、Se情的故事和莫名其妙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那里充满着（正如钻入神灯的神人）常识框架所收勒不住的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这点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比之站内熙来攘往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一千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要生动得多逼真得多。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一点钟，我又走进院子，坐在檐廊吃自带的盒饭。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大岛走来，说有我的电话。
“电话？”我不由语塞，“我的？”
“我是说，假如田村卡夫卡是你名字的话。”
我红着脸站起身，接过他递来的无线听筒。
电话是宾馆服务台那位女性打来的，大约是想核实我白天是否真在甲村图书馆查东西。听声音，似乎因知道我并非说谎而放下心来。她说刚才同经理商量了，经理表示尽管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一来是年轻人，二来情况又特殊，往下几天就也还是按YMCA联系的房价留住好了。又补充说眼下不是很忙，这种程度的通融还是可以做到的。
她还说经理也说了：那座图书馆口碑很好，好好查阅就是，不用着急。
我舒了口气，道声谢谢。说谎固然让我内疚，但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事。我挂断电话，把听筒还给大岛。
“提起来这里的高中生，也就只有你，所以我猜想是你。”他说，“我说每天从早到晚闷头看书来着。这倒也是真的。”
“谢谢。”我说。
“田村卡夫卡？”
“是那样的名字。”
“不可思议的名字。”
“可那是我的名字。”我坚持道。
“不用说，你是看过弗兰茨·卡夫卡几部作品的喽？”
我点头：“《城堡》、《诉讼》、《变形记》，还有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
“《在流放地》，”大岛说，“我喜欢这篇。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短篇里边我也最喜欢那篇。”
“真的？”
我点头。
“什么地方？”
我就此思索。思索需要时间。
“较之力图叙说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卡夫卡更想纯粹地机械性地解说那架复杂的机器。就是说……”我又思索片刻，“就是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比任何人都真切地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与其说是叙说状况，莫如说他是在阐述机器的细部。”
“果然。”说着，大岛把手放在我肩上。动作中让人感觉出自然而然的好感。“唔，弗兰茨·卡夫卡没准也会赞同你的意见。”
他拿着无线听筒走回楼内，我仍坐在檐廊里一个人吃另一半盒饭，喝矿泉水，观赏院子里飞来的小鸟。也许是昨天见过的鸟们。空中密密实实布满薄云，蓝天已无处可寻。
我关于卡夫卡小说的回答想必得到了他的认同，或多或少。不过我真想说的大概未能传达过去。我不是作为泛论来谈卡夫卡小说的，而是就极其具体的事物加以具体的表述。那种复杂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不是比喻，不是寓言。可是这点不仅仅大岛，恐怕谁都理解不了，无论怎么解释。
回到阅览室，在沙发上坐下，重返巴顿版《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周遭的现实世界如电影场景淡出一样渐渐消失，我孤身一人深入字里行间。我比什么都喜欢这一感觉。
五点离开图书馆时，大岛在服务台里看同一本书。衬衫依然全无皱纹，额前依然垂着几根头发。他背后的墙壁上，电子挂钟悄然而流畅地向前推进着秒针。大岛周围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整洁，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样的举止。他扬起脸，把背囊递给我。举起来时，他皱起眉头，仿佛很重。
“你是从市内坐电车来这儿的？”
我点头。
“如果天天来，带上这个好了。”他递过半张A4纸大小的纸片。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图书馆之间铁路电车时刻表的复印件。“车基本按时刻表运行。”
我道谢接过。
“嗳，田村卡夫卡君，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大可能一直在宾馆住下去吧？”他字斟句酌地说，说罢用左手指确认铅笔芯的尖细度。无需他一一确认，笔芯尖得甚是完美。
我不作声。
“我无意多管闲事。只是、无非是顺便问一问罢了——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一个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
我点头。
“往下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还是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
“还不大清楚。先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想。何况也无别的地方可去。”我老实回答。
我觉得对于大岛，一定程度上不妨据实相告。他还是会尊重我的立场的，不至于满口说教或把常识性意见强加于我。但现在我还不想对任何人说得过多。本来我就不习惯对别人坦白什么或解释自己的心情。
“暂且想一个人干下去？”大岛问。
我略略点头。
“祝你好运！”
这种几乎一成不变的——除去细节——生活可以持续七天。六点半给报时钟叫醒，在宾馆餐厅吃俨然某种象征的早餐。服务台里若有头发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就扬手寒喧一句。她也微微歪头一笑，回一句寒喧。看上去她已开始对我怀有好感，我也对她感到亲切。没准她是我姐姐，我想。
在房间做罢简单的伸展动作，到时间就去体育馆进行循环锻炼。同样的负荷，同样的次数，既不超额，又不减量。冲淋浴，上上下下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再量体重，确认身体有无变化。上午乘电车来到甲村图书馆。存背囊和接背囊时同大岛交谈两句。在檐廊里吃午饭。看书（看完巴顿版《一千零一夜》，开始看夏目漱石全集，因为有几册一直没看）。五点离开图书馆。白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体育馆和图书馆度过，而只要在那里，就绝不会有人注意自己，因为逃学的孩子不至于去这样的地方。晚饭在站前饭馆吃。尽量多吃蔬菜。时不时在果菜店买来水果，用从父亲书房拿来的小刀剥皮吃掉。还买黄瓜和西芹在宾馆卫生间洗净，蘸蛋黄酱直接嚼食。又在附近小超市买来软包装牛奶，连同麦片等一起入肚。
回到宾馆，就伏在桌上写日记，用随身听听Radio head①，看一会儿书，十一点前上床睡觉。入睡前时而手Yin。我想象着服务台的女孩，那时便将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脑海。电视则几乎不看，报纸也不过目。
我这种中规中矩、内敛而简朴的生活的崩毁（当然早晚总要崩毁）是在第八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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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卡夫卡
第 8 章 那个昏迷的少年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题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6…WWN
同东京帝国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冢山重则（52岁）的面谈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内进行了约三个小时。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问话的附带索取编号为PTYX…722…267～291（注：但271及278资料损缺）。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冢山教授保持了专家应有的镇定态度。在精神医学领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学者，迄今已有数种优秀著作出版。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说话不含糊其辞，明确区别事实与假设。战前曾作为交换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待过，能讲相当流畅的英语，想必多数人对他怀有信赖感和好感。”
我们以接受军令的形式对那些孩子进行了紧急调查，同他们面谈。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受军方请求或命令是极其例外的事。如您所知，他们在自己组织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医疗系统，加之原本就是着眼于保密的自成一统的组织，所以大多情况下都在内部解决，除了需要专门领域研究人员和医师的特殊知识、技术的场合，根本不会有求于民间医师和研究人员。
因此，有话传下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猜测那是“特殊场合”。老实说，不喜欢在军方指示下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寻求的不是学术性的真实，而是符合他们思维体系的结论或单纯实效性。不是能与之讲理的对象。然而正是战时，军令是违抗不得的，只能默默遵命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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