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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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使他流下了眼泪。“慰灵祭仪式结束后，我马上召集高级军官并当着他们的面流下了愤怒的眼泪”，在1948年被处以纹刑前，松井告诉他的佛教忏悔法师，“朝香宫和柳川将军……都在场。我对他们说，在士兵犯下累累兽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象吗？那些士兵事后竟还嘲笑我。”
慰安妇：南京的遗留物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奸的一个最离奇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大量抗议的反应。日本统帅部不是去镇压或惩罚这些肇事的士兵，而是制定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军妓组织——这个组织将把整个亚洲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纳入它的大网之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发布命令，在这段时间内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学的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评论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战斗期间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后，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指责。”
这个计划很直接了当。诱拐、购买或绑架8万到20万妇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的来自中国、台渭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方希望用这个办法减少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国际社会谴责的机会），通过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传播，酬劳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当然，当后来全世界都了解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政府拒绝承担责任，战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国政府在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军国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标题是“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个文件印有日本统帅部首脑的私人图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强奸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妇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开业。用“慰安”一词来指这些妇女或是这些妇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为它使人想象出游乐胜地的景象：漂亮的艺妓弹着琶琶，给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实上这些妓院的条件之污浊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无数妇女（日本人叫她们“公共厕所”）在得知她们自己的命运后自杀了；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遭残害，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生蒙受耻辱和孤独、不孕或体弱。因为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对妇女的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着的人，她们的大多数在战后直到最后也不肯讲述她们的经历，因为担心面临更多的耻辱和嘲笑。亚洲的儒教——特别是朝鲜的儒教——把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远认为，任何妇女在经过了如此屈辱的经历后不去自杀面仍然能够活下来，是她自己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个别的慰安妇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的遭遇提供经济补偿。
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所有间题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当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十几岁的士兵施暴时，他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许多学者对这个间题绞尽脑汁，但发现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奥多·库克与他的妻子哈罗科·塔亚·库克合写了一本书《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西奥多·库克承认，南京的强奸兽行使他困惑。他发现在日本内战中没有相类似的情况，面且蓄意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历史而不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他说，试图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带凝视着一个“黑洞”。
大多数人发现很难把南京的野蛮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过分讲究的礼貌和优雅的举止一致起来。但某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他们指出，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拥有对一个农民的砍头权力，如果这个农民未能对这个武士提出的问题给以有礼貌的回答的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文化的时候说：“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认为一个有礼貌的回答是为了让提问者感到满意。有礼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这听起来使人吃惊吗？”
其他一些专家把日本的战争暴行归因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杜会的道义责任并不普遍，而是地区性的和对个人的，所以在外国的土地上道义责任就很容易被破坏而置于脑后。一些专家谴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所有人类皆兄弟的思想——的确，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义的要旨则是只有天皇和他的后代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由于这种差异，这些专家断定：某些文化，无论他们多么深奥，仍停留在他们的核心部落时代，在这里个人对部落内部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于对部落这外的人所承担的责任。
这种假说存在内在危险，因为它有两个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价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发现这是一种既不负责任又具有优越感的含意）；第二，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干出像南京强奸那样的暴行的。当然，在德国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纳悴党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种办法，使德国人在精神上丧失人性，甚至把他们宣称是德国人的敌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结果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某些最邪恶的犯罪。
回顾千年历史，使人清楚的是，没有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在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占有垄断权。文明的外衣看起来是太薄了——以致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
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在南京城发生的日复一日的原始兽行呢？日本人与他们的纳粹同党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即使活着的人，也是作为逃脱法津制裁的逃犯而余度残生，但许多日本战犯仍然活着，并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因此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国际法庭会找他们算帐，能向作家和记者透露一些他们在二战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觉。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日本士兵不仅在中国的战斗中变得冷酷无情；他对执行杀害中国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任务也一祥冷酷无情。的确，日本军方组织的各种竞赛和练习，使它的士兵对人类的本性——反对杀死不进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军去南京的路上，日本的士兵被要求去参加杀人比赛，日本的新闻媒体把这种比赛当做体育项目进行热情采访。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的题为“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图片上为“少尉”—编注）的文章。
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友谊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在星期六（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比数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他们两人都不清楚是谁选达到了100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赛中稍有损坏”，《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士兵连钢盔带身躯全都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这样的暴行并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这只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训练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个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证词并不鲜见：
有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杀人练习。你决不能把中国人看 成是人，要把他们看成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动物。勇敢些！ 现在，自愿做杀人练习的，走到前面来。”
没有人动，少尉发怒了。
“你们真是一群胆小鬼！”他吼叫着，“你们没有一 个人称得上是一个日本军人。没有人自愿吗？那么，我就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点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岛！”（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颤抖的手举起我上着刺刀的枪，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中，慢慢向那个吓坏了的中国人走去，他站 在坑旁，那坑是他帮助给自己挖的坟墓。我心里乞求他 的原谅，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少尉的咒骂声，把刺刀猛地扎入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坑里了。“刽子手！罪犯！”我骂自己。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自然的心理状态。在一个日本人的战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他们目睹老乓把一群老百姓残酷折磨至死时，怎么也不能掩饰他们的震惊。他们的指挥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井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不过很快他们自己将做同样的事。”
但新军官也要有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一个名叫富水少壮的退投军官清楚地回忆起他自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水从广岛被派到39师团232联队时，他只是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新少尉。当他被介绍给他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们都目光邪恶”，他回忆说，“那不是人的眼睛，而且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进行了集中训练，以加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教官指着拘留区的一个瘦弱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这些是供你们磨练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刺死活战俘。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训练场。24个战俘被反绑双手蹲在那儿。他们被蒙着眼睛。已经挖好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3来多的大坑。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个杂役兵把一个战俘拖到坑边，当这个战俘反抗时被拳打脚踢。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说着，拔出他的军刀。他用一个长柄勺从水捅里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两面。他嗖嗖地挥掉了水，举起他的军刀呈弓形。田中站在那个战俘后面，稳了稳身子，张开双腿，随着“嗨！”的一声人头落地。人头飞出一米多远。从身体中喷出两股鲜血，流进坑里。
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也越来越熟练。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饭。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把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3个月的功夫，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从南京大屠杀回来的老兵们都诚实地交待了他们经历的那种全然丧失同情心和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他们折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也是如此。永福角户坦率地谈到南京陷落时他的心情：
我记得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的路行驶，不断穿过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来，从背后抓住一群中国战俘时，野狗正在啃噬着死尸。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挥，那刀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蜷缩着的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领时人头落地，身休向前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作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他的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
经过几乎60年的反省之后，永富角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