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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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赵匡胤回到开封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的心情飘在云彩里。他所要做的，就是先休息一下，连带着再次整和一下自己的各个职能部门，为下一次的开疆拓土作准备。这时候，就得说一下赵匡胤私家企业里的另一半——文臣一面了。

地球人都知道，宋朝是文人的天堂，一切都是从赵匡胤的立国精神开始。但是，有无数的迹象和例子都可以证明，赵匡胤从心底里往外地看不起那些之乎者也的书呆子，他之所以重用文人，甚至纵容文人去欺压武将，完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就像他说过的那句名言——哪怕我派到地方上去当官的文人都是混账，可他们为害的程度也比不上一个据地叛乱的武将！

他轻视文人，甚至都嘲笑过他最信任亲近的赵普。

话说有一天，两位姓赵的大佬一起散步，更大的那位突然向上一指——喂，这个“朱雀门”的朱雀二字后面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赵普虽说没念过多少书，但这个还懂，随口说——语助词。

却不料换来的只是冷冷一哼——哼，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而宋朝后来得意无比的文臣们为了从根儿就证明自己享受人生是天经地义的，还特意寻找出赵匡胤当年对文人的推崇之语，以证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事情是这样的，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65年，宋朝平定了后蜀，往讲武殿后面的封桩库里运宝贝的时候，发现了一面刻着“乾德四年铸”的铜镜。这下子赵匡胤就有点发毛，俺才到乾德三年啊，怎么就有四年的东西了？怎么回事？是什么凶兆吗？还是什么更……

心是越想越邪，可谁也说不出什么原因道理。这时著名的翰林学士窦仪慢慢地走了出来，说了一句——前蜀的王衍也用过“乾德”年号，是那时候的东西。

于是赵匡胤心情瞬间放松，高潮过后他庆幸了一下——唉，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啊。

就这一句，从此就上纲上线，把赵匡胤以及他后来的历代接班人们，全用文人当宰相管国家定成了铁打不动的死规矩。可见宋朝的文人有多无耻，还有后世这么多年来一直强调这件事这句话的研史者的无能。

因为当时赵匡胤的这句话完全可以准确地理解为——靠，看来选当铺的朝奉先生还是要用读书人啊！

鉴定古董与治理国家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小孩子的脑袋硬一些，在城门上没撞死，跟当不当皇帝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后来的那些文臣们与这时的文臣们截然不同，他们最重量级的武器和功劳，无非就是拿笔写奏章，或者站在庙堂之上发表言论，他们每一个人都敢于自由发挥，全力发挥，因为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最大的后果也不过就是到地方上去公费旅游，绝对不会被杀头，连板子和皮鞭都不会挨。

而现在的文臣就不同了，他们每个人的手上和心里都血迹斑斑，随时都在想着怎样杀人，以及提防被别人所杀。他们除了身上没有多少力气，不能亲自上阵杀人之外，与武将没有任何的区别。

于是，赵匡胤除了要改革军队，撤罢节镇之外，还要重新规定文臣们该怎样生活和工作。

三大纪律，一项注意

宋朝的官员和职能部门都有多少种，清单如下——先是中央部门，计有三省、二十四司。

三省：中书省、枢密院、三司；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二十四司：吏部——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礼部、祀部、主客、膳部；兵部——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刑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

再来是地方政府，按级别来分，宋朝是三级：路、州（府、军、监）、县。而在赵匡胤时期，“路”还没叫路，是“道”。全国分为十三道，道级单位里又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其他的州、府、军、监、县也都有各自的正副之称，级别清晰。

以上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乱？要先说明的是，这里面大部分都与唐代相同，甚至也被后世延用，如六部二十四司等。但是其他的就充满了赵匡胤的个人智慧和他特别的需求爱好。

首先为什么要有“三省”？在唐以前，只有宰相没有三省。三省之中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三司是最高财政机构。说白了就是权、兵、财，这在以前，都是宰相一人说了算。

但在赵匡胤这里不行，之前赵普曾经对他说过，对付天下藩镇，防止他们造反的最好招数无非就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可他想不到的是，人总是自作自受，赵匡胤把这一套突然间原数奉还，都安到了他头上。首先就把宰相之权中的权、兵、财给分了，然后下面再层层分割，所有部门的设置以及官员的调配，都按照这个“三大纪律”来进行。

比如分完宰相之权后，先给中书省的老大“中书门下平章事”配备了个秘书——参知政事（几年之后就和首长平起平坐了）；给枢密院老大“枢密使”分的副手就更多，连名称都能和各个的资历挂上钩；三司的老大“三司使”能好些，他的职能部门是盐铁司（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度支司（财政收支、粮食漕运等）、户部司（户口、赋税、榷酒等）。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注定了只是个操心费力的小角色。

精神继续贯彻，向下到“道”一级。道的主管叫“转运使”，总管一道之内的财赋动转，最先是用它来收夺藩镇的钱谷，可是后来连它也要被怀疑，因为时间稍长，转运使不管名字叫什么，它本身就又有了唐朝藩镇的权力。于是才又有了“漕司、宪司、仓司、帅司”的设立，把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就是监管一道之内的新法、水利、茶盐等事）、帅司比较特殊，它的长官叫安抚使，负责军政。这些又把转运使的权力都分了。

下面的州、府、县等官就更不用说了，加派的“通判”是他们的克星，名义上是副手，可是动不动就明目张胆地叫嚣——我是监郡，朝廷就是派我来监督你的！

看到这里，应该明白赵匡胤的饭碗也不是那么好端的了吧？但这还没完，还有那个更重要的“一项注意”——防。

职能部门的制度都设置好了，可是对具体办事的官员得怎样控制呢？别忙，在这里赵匡胤显示出的才华让历代所有帝王都瞠目结舌，望尘莫及。

他来了个官、职、差三分离。

你当了官，不管这个官名有多大，也不等于你就是个什么人了。那只是代表你到了什么级别，可以每个月领多少钱回家。所以很贴切地叫“寄禄官”；而职，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只是个荣誉头衔，只有你被差遣了。好了，这样你才真正既有了官，也有了职，又有了权……但是，也别高兴，一切都是暂时的，随时都会有一位仁兄突然走过来，告诉你可以回家歇会儿了，我的差遣来了。

于是你就得让位，一切从头开始，再次等待。

除此之外，宋朝还有审官院（考核京朝官）和考课院（考核幕职和地方官），负责官吏的考核，当时称为磨勘。一年一考，三考为一任。但是要注意，不是考查你有什么政绩，而是查你有什么过错。只要你不犯错，就能升迁。怎么样？明白为什么宋朝官员都老成持重了吧？

还有御史台。这可真是个累人的活儿，请注意，一来宋朝的言官不像唐朝，唐朝是直接对皇上说话，给皇上挑错。可在宋朝，你得背对皇帝，面向同僚，认准了主攻的方向。而且有各种硬性规定。比如规定每月至少要奏事一次，称为“月课”。如百日内无纠弹，即罢免降职，或罚“辱台钱”，而只要敢于奏弹，无论实否，一律有赏！

明白为什么宋朝的官那么敢说话，那么不停地说话了吧。

以上所说，还有好多没有说到的，还是以后慢慢来吧。总之一句话，去佩服赵匡胤吧，他的新奇创意无穷无尽，但是只要紧守这“三大纪律，一项注意”，大约也就能明白他是怎样摸着石头过河，DIY他自己的国家了。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官职定下了，职务分清了，由谁来担任呢？这时要牢记一点，中国在进入19世纪中叶以前，别管是否一直在叫喊着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或者什么“国法无情人人平等”，其实都是“人治”而非“法制”。

所以，这个“人”要怎样挑选，就成了当皇帝的最头痛的事。

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有“科考”这回事，考中了你就有官做，皇帝每三年一次在京城等着你，你所要做的就只是十几年如一日，或者几十年如一日，把考试内容复习复习再复习（反正就那么几本东西），于是官服和银子（还有美女）就都会从天而降准确地砸中你。

但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但也不是。一切都得看你出生在什么时候。如果很不巧，你生在了隋朝以前，准确地说，是那位以空前绝后的速度败光家产的隋炀帝杨广之前，那你就惨了。那样如果你想当个官为国效力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你一定要事先跟阎王爷拉好关系商量好，让你投生到某些极少数的贵族豪门家的贵妇肚子里。唯此一途，再无他路。

隋之前，所有朝代均一片绝望，直到魏晋时期才稍微开明了一些，那时有个制度叫“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就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很烦是不是？嘿嘿，如果你身临其时，就绝对不是一个“烦”字可了得了，你得时刻小心后面那个“中正”。

中正指的就是国家派出来评定你到底是哪一品的人，但要命的是，他用什么来衡量你呢？用“状”，即对你这个人的道德、才能、家世等的总评价。举个例子吧，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时，就是这样说的——天材英博，亮拔不群。

就这八个字，此人一生就此平步青云，可以荣幸地为国操心费力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都梦寐以求地想被别人“状”一下啊。

到了隋炀帝杨广时，笼罩在全体平民百姓头顶上的那块终身、世代只能做被压迫者的乌云终于裂开了一丝丝的缝隙。这个敢于也乐于为天下任何事之先的皇帝下令，出人头地要公平，谁有能耐谁出来，大家可以公平地下场考试。

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他众多的心血来潮式的新浪潮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没怎么认真实施，何况他的国家又倒得那么快……但是这都被天可汗李世民记住了。

唐朝才真正开始了科举，可是非常遗憾，不管伟大的唐朝人喊出了多么响亮的口号，如——广开才路，豪庶平等。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完全走样。有一个统计，唐代状元共有二百五十一人，能查出名的有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能查出家世的有七十四人，这七十四个人里，出身官僚家庭的六十九人，占92％，而且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就有五十九人，占79。73％。出身相对“寒素”者仅五人，占8％。

那些家世显赫的人都是什么家世呢？其中“皇家宗室”有4人；孔门之后有五人；当朝宰相的子、弟、侄、孙、重孙等二十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十人等等。

明白了吧？这就是唐朝的科考，其实就是上层社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平民一族从传统豪族手里分权，跟广大的劳苦百姓根本不贴边。

这让根红苗正的真正平民赵匡胤很愤怒。

有观点认为自从五代之乱，华夏辉煌灿烂的文明从世界的巅峰开始了下滑。但是有一点，如果从科考制度的演变上来看，这反而是好事。

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上说，五代之乱，以及之前的两晋的破灭，让中国的社会结构彻底变化，把之前一直牢牢压在民众头顶，生下来就有权吃喝玩乐、祸国殃民的豪族门阀一一推翻打倒。取代他们的，是唯力是视的藩镇强人。从此，人们再不重视出身，只有凭着自己拼手抵脚、从低到高、一路攀升，踢开所有竞争者，昂首站在广阔天地间的真豪杰才能让人真心地尊敬。

比如刘知远、郭威、柴荣还有赵匡胤。而他们，更加清醒地看清了眼前的世界，把为国选材的目标定向了广大的平民百姓。

有宋一代，从赵匡胤开始，不许任何宗室、官宦的子弟下考场，并且废除了公荐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官相护，科考舞弊的可能。据记载，只有在北宋的末年，徽宗的儿子赵楷才参加了科举考试，这是极其特殊的例子（没办法，他爸就是那么的好玩嘛），他在糊名阅卷的情况下被定为状元，拆封后还是被换了下来。除此以外，没有一例当朝宰相的直系亲属入考，考生里连有直系亲属任四品及以上官职的都非常少。

环境变好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