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4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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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南北，宋、金两国一边操家伙走向战场准备砍人，一边在国内展开空前激烈的辩论，开战是对的吗，是对的吗，真的对吗？战争开始了。
争论仍然继续。
金国国内有两种声音，像之前是否迁都一样，双方水火不容。一方提议停战，尽一切努力向南宋微笑，博取好感，赢得信任，争取双方联手对抗蒙古。这才是生存之道，才是当下最重要的；另一方嗤之以鼻，回敬四个字——白日做梦。
宋、金世仇，比当年的辽、金世仇都深。当年辽国只是每年收几斤东珠，分季节白吃白住白睡而已，比起金国侵其土灭其国掳其族辱其皇奴其后，并且每年收海量保护费怎样？完全是不死不休的死仇，还想着联手！小心宋、蒙联手，一起做掉金国！
何况远水不解近渴，当下最重要的是钱，是被压缩了一半的生存空间，这些只能向南宋掠夺，还必须快，趁着军力仍在、大国威严未散时动手才有胜算。
吵来吵去，没有定论。金国皇帝，号称呆中之呆的金宣宗像长年静坐似的，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说话的是金国权臣术虎高琪。
这是一个权臣的时代，北边的权臣术虎高琪说，开战！南边的权臣史弥远说，应战！于是两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之中。
这场战争打了近五年之久。也就是说，站在历史的大天空上，你会发现成吉思汗远征西域，蒙古军力空虚，在这极其难得的重要时刻，金、西夏、南宋，不仅没有联手互保，以求生存，反而进一步自相残杀，争先恐后地帮蒙古人挖坑，再自动跳进去。
似乎除了蒙古人以外，其他种族都已经疯了。疯到了极致，除了灭亡以外，还有别的路好走吗？当然从逻辑上讲，这一切正好可以顺利推导后来历史的走向。
如果真这么想，就犯了研究历史时经常会犯的“理智冷漠罪”。
每个年代能攀至人世顶峰书写历史的人，就算不是人中之杰，也都各有长处，怎么会蠢到自取灭亡。比如上面所说的金国开战派，诚然宋、金联手，生存概率大增，可有实际意义吗？宋、金可能联手吗？！再比如南宋，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根本找不出之前的国政方针有什么问题。
北方大乱，蛮夷互斩，那就杀好了，打得越狠死得越多越好。要是长江以北全部死光光，大宋疆土自然光复，就实在太理想了。
难道要为他们调解，促进世界和平吗？还是在一片混乱中，选一个临时的盟友，把自己扔进血腥动乱里去？
这才是真正的脑残。
所以说，历史是不能理智冷漠的。它是人书写的，是人就有感情，就有主观能动意识，就会受各方面的引诱制约，根本没法做到真正的冷静、理智，完全从利益角度出发。哪怕他们本身就是智者。
每个人都只是在潮流里沉浮，在大海的浪涛中躲避大鱼，猎杀小鱼，去尽力地生存，能依凭的，根本不是什么才智或者勇力。
而是命运，或者说是运气。
能理解这一点，才能公正地看待后面发生的历史。反之，难免会一边看一边鄙夷地冷笑，把一连串的不得已，解读成种族群体精神分裂大发作。
一场战争打了接近五年，光是时间就说明问题了。五年之久，爱情长跑都会脱力，何况举国征伐，每天金山银海地扔军费。
旷日持久地打，波澜只起过两次。一次是刚开战时，金军突然进攻，南宋措手不及，在三条战线上都吃了小亏，旋即全力反攻，战局爆出了火花。
其中最炫目耀眼的一朵姓孟，名叫孟珙。
孟珙，字璞玉，随州枣阳人。生于公元1195年，他的曾祖孟安、祖父孟林都是岳飞的部将，父亲孟宗政在开禧北伐时崭露头角，到孟珙这一代已经四世从军，是南宋的将门世家。
这场战争爆发时，孟珙二十二岁，随父镇守京湖重镇襄阳。
他有谋，事先料定金军必定先攻襄阳的子城樊城，建议父亲事先渡过济河埋伏。果然金军来犯，孟宗政趁其渡河未半时出击，大获全胜，斩首过半数。他有勇，父子同陷敌阵，万马冲突中他发现重围中有个人白袍白马，便大叫：“此吾父也！”跃马入阵，救父出险。
两年之后，二十万金军逼近襄阳，孟珙独立城头引弓毙敌，箭无虚发，成为一时盛誉。这在当时已经很轰动了，但没有人能预料到孟珙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历史给出了答案，在某些层面上分析，他堪与岳飞比肩！
战争不久就陷入了泥潭，输赢难分，南宋、金两国都苦不堪言，更没法收手。试想南宋求和，地位更加低落，金国割地赔款的勒索答应还是不答应？金国更难，想打胜是千难万难，想罢手……除海量的军费开支打了水漂之外，国际地位比南宋还要尴尬。不仅在蒙古人那儿灰头土脸，连传统软蛋南宋都没法收拾了。
思前想后，唯有硬到底。金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金国趁着战场小占上风，派出使臣，试图逼迫南宋议和纳币。南宋憋了一肚子火，躺倒都中枪就够衰的了，居然还要认错赔钱？！一怒之下，干脆拒绝金使入境。这下把金国逼上了绝路，它只有忍住了心慌，把战争进行到底。
金国派出名将仆散安贞为全军统帅，正式下诏伐宋。注意，战争打了好几年了，居然才正式“开始”。金军分成三路：一路攻黄州、麻城；一路犯和州；一路出盱眙，破全椒、来安，攻克天长、六合，前锋游骑直抵长江防线的滩头阵地采石矶。
兵锋锐利，建康府震动，临安府动荡。
金国能突然发力，全是仆散安贞个人的能量。他家三世名将，祖父仆散忠义、父亲仆散揆，都是当时女真军人的核心人物。轮到他，不仅在战场上战力惊人，在政治上也非常成熟。他深深地知道金国是没法和南宋彻底分输赢的，所以万事都留了一手。
比如不轻易发动渡江战役，去威胁南宋的底线：不杀俘虏，尤其是在俘虏中发现有南宋皇室成员的话，他都严密保护，送到后方给金国朝廷。
这一举动，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哪怕是宋朝，都会博得君主的欢心，这样的枪才真正地握在了朝廷手里，多好的同志啊。
该死的是，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了。
金国的重要衙门尚书省不知哪根筋拧了，成心找仆散安贞的毛病，弹劾他通敌谋反。消息传出，仆散安贞没当回事，大兵们也一通哄笑，尚书省这群白痴，什么都敢说……可紧接着金宣宗说话了：“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这的确是通敌谋反！
仆散安贞就这样被赐死了。
长江南北大兵们的下巴掉满地，兵当到岳飞那样不听话是谋反，当到仆散安贞这样听话也是谋反，这个职业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仆散安贞是当时金军唯一的将才。此人一死，战争立即崩盘。历时五年的找钱之战结束了，发起方事后盘点，发现不仅没按计划在南宋身上占到便宜，反而军费开支庞大耗尽了国库，连军队本身都“兵马折损，十不存一”。
实在是亏大了。
并且与南宋的仇恨变本加厉，为不久的将来蒙古、南宋联手灭金埋下了伏笔。
战争结束，金、南宋欲哭无泪，或主动或被动或脑残或不得已，反正是国力大伤，军力大损。可国防还不能扔下，甚至必须更强才行。
于是，它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同一性质的武装——义军。
其时天下大乱，国已不国，除了南宋一直稳定在长江以南之外，北方的百姓根本无所适从。国境线随时在变动，政府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换人，剃光头留辫子的跑了，戴毡帽穿皮袍的来了，搞得他们朝不保夕心惊肉跳。
想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拿起刀枪，结社自保。
越是艰险苦困中成长起来的力量越是强大。他们虽说是民间的，可历史证明，草根永远是最优秀的，他们迅速地壮大起来，形成一股股可怕的力量，让蒙古、金、南宋都争先恐后地扑过去示好。
封官许愿，博取欢心，让义军们看到利益，才能为其所用。
老实说，金、南宋两国在这件事情上落后太多了，蒙古人已经早在几年前西征大军刚出发时就开始操作了。蒙古史上最杰出的将才木华黎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嫡系，现在逼迫他必须早下手，联合一切可能的势力对付尚有半壁江山的女真人。
木华黎有天然的优势，义军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与金国有百年不解之死仇。蒙古人兴起，是威胁更是机遇。面对木华黎的招降，很多人动心了。早期的最典型人物是青乐社首领史秉直。
蒙古人是慷慨的，他们的招降有两大原则：第一，如果是有官职的，比如金国的官员、将领，在金国时是什么衔到蒙古仍然是；第二，只要有实力，哪怕是白身人，也会重封厚赏。史秉直投降，木华黎隆重对待，他本人天赋有限，他儿子史天倪非同凡响，木华黎直接封其为万户长。
史万户旋即率领其私家部下与蒙古军合力攻破金辽西重镇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南），之后史家军又攻灭大定府以南的各地义军，整合成了一支更大的部队。
这让木华黎更加另眼相看，他给了史家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命令史家军与中都的蒙古精锐会合，一起攻打河间府、大名府、沧州、深州等河北、山东的大州郡。史家人乘势而起，成为蒙古体系中的汉姓名臣。
蒙系汉姓，起始史、张。史家的发达一帆风顺，张家人就要波折些，因为他们最初只是部下，并且最早投靠的是金国。
张柔，字德刚，生于公元1190年，易州定兴（今河北保定定兴）人，世代务农。他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从小就不安分。这在乱世中是非常优秀的性格。当河北义军蜂拥而起时，他投奔的是最大的一支——河北义军，其队长是苗道润。
苗道润经过缜密分析，觉得还是投靠金国薪水更高，于是这支义军助金抗蒙。义军的实力在战场上得到了印证，面对金军无法战胜的蒙古人，苗道润的义军连战连捷，一口气收复了金国五十多座城池。苗道润本人因功被金国封为中都留守兼经略使。
相当于把河北全境都封给他了，并且肩负起收复金国故都的重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条真理，“不当胡子不当官”。说的就是在乱世中，敢造反的就有机会走上国家政府的高层。苗道润成功了，可又迅速衰败。他被副手刺杀，对方取而代之。这样的内讧金国当然不管，也没法管，于是内讧在继续。
张柔的机会来了。
张柔为苗道润复仇成功，顺势成为老大，接着继续向蒙古人进攻，争取更大的业绩。只是经过了内耗，义军的实力迅速滑坡，他被蒙古军击败俘虏。张柔立即投降，第一时间转身攻打金国，他的地位在蒙古军中得到保障。他的一生始终在升官发财，无论是为蒙古人杀女真人，还是为蒙古人杀汉人，都干得兢兢业业、兴致勃勃。
他和史秉直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儿子比老子强。他的儿子比史万户还要业绩彪炳，在史书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他的儿子名叫张弘范。
金国在南方捞钱运动中损失惨重，在北方圈人运动中也大幅度落后，这让金廷方寸大乱。混乱中，金宣宗的谋臣们给他想了个在当时号称切合实际、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封建河朔。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封建，所谓“封土地，建诸侯”。金廷决定封建河朔，指的是借助实际上已经裂土拥兵的黄河以北的义军，或者规范化称之为“地主武装”的汉人首领来为金国服务，保守国土。
代价是承认这些汉人拥有辖区内绝对的军、政、财大权，即所谓藩镇。
具体落实到了山东、河北、山西一带的九个势力最大的义军头目身上，他们一律被封为“公”。名单如下：
王福，原任沧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沧海公，势力范围清州（今河北青县）、沧州（今属河北）、景州（今河北东光）一带。
移剌众家奴，原任河问路招抚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河间公，赐姓完颜。辖区在献州（今河北献县）、蠡州（今河北蠡县）、安州（今河北安新南）、深州（今河北深县南）、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一带。
武仙，原任真定经略使兼知真定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封恒山公。主管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今河北井陉）、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一带。
还有六位，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的履历差不多，地盘差不多，封建前后的头衔差不多，唯一能区别的只有各自的下场。
这些人有的一直稳定地为金国服务，跟蒙古人死磕到底，如移剌众家奴、张开；有的真的磕到死了，被蒙古人击败杀掉，如靖安民、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