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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6章

如果这是宋史-第4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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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战场纪律。

以前无论发生过多么卑劣的事情,比如隆兴北伐中的邵宏渊,他逃了也就逃了,战场上没人敢管他,战后也没啥大不了的处罚。于是兵越来越懦,将越来越骄,军纪荡然无存。上了战场后丑态百出,连缚送自家战友给敌人的事都做得出来!

韩国戚是不惯这种病的。

戏子将军皇甫斌被连夺三秩,再连夺五官,流放到南安军安置;三国迷郭倪的弟弟郭倬,也就是害了田俊迈的败类,被直接押到镇江斩首;其余的像邓友龙、李汝翼、李爽等都被夺官流放。一句话,在战争中出丑的、卑鄙的、战败的,都付出了代价。

责任还追究到了最高层,这么多年以来,枢密院的主管是苏师旦。这人是韩国戚多年的铁杆嫡系,政治觉悟上非常过关,指哪儿打哪儿,从不含糊。可是军队烂到这地步,他的官儿也做到头了。韩国戚把他一撸到底,再抄出他历年来卖官鬻爵得来的赃款,用作四川、两京湖、两淮战区的犒军费。

前线有了一批新的指挥官,丘密负责两淮战区;毕再遇被火线提拔,成为高级军官,主管东路战线。一切都在走向正轨。

可以说,在韩国戚的领导下,南宋的军队从三十多年无战事的颓废糜烂状态下迅速苏醒,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完成改造。

时机刚刚好,金军的反攻随之就展开了,女真人在各条战线上开始了报复性打击,宋军又败。仅以两淮战场为例,丘密勉强只收拢回三四万人,这点兵力根本没法遍及整条防线,能重点防守就不错了。结局也正是这样,临近年末时,金军推进到了和州、六合一带,最近时离长江不到二十五里远。

也正是这片区域,毕再遇在不断后退中消耗尽了金军的能量,把他们控扼于北岸边缘。中路战区也随之安稳了些,眼看这一年会在动荡中开始,以相峙结束,却突然间风云突变,西南方向,南宋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丢了。

这绝对是意料之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大散关,在宋、金战史上是不破之雄关。别说是这时退化严重的金军了,第一代女真人都止步于关下,无可奈何。

临安实在是没法理解这件事,十六天之后,答案传了过来。吴曦于蜀中自立为王,反叛南宋。这下子什么都清楚了,吴曦投靠了金国,大散关是他卖国求荣的投名状。这也就解释了之前的一系列反常战绩。

西线的战斗最初在河池(今甘肃徽县)打响。那里是吴家军的起源之地,是当年吴玠的大本营。战事伊始,川军在这里与金军激战,关键时刻,吴曦命令全军退守黑谷。川军顿时乱成一团,吴曦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下令后退的终点不是黑谷了,而是更远的青野县。

为了让川军不得不退,他烧了河池……父辈曾经的荣耀,也在这一场大火中烟消云散。之后他变本加厉,撤空了大散关的后防,让金军得以从背后偷袭,导致不破雄关的陷落。

至此,金军仍然不满足于他的诚意,直到吴曦把阶、成、和、风等关外四州无偿赠送之后,金国才答应做他的后台,支持他反叛南宋,自立为王。

金国使者在置口(今四川略阳西北)授诏书、金印,册封吴曦为蜀王。

消息传进临安,韩侂胄的第一反应是与金争利。不就是王位嘛,宋朝一样可以给。他给吴曦写信,回忆从前的交情,保证以后的前景,金国能给的,南宋绝不吝啬,你何苦平白多一个汉奸的名头?

这样做当然是权宜之计,韩侂胄一边安抚,一边下令远在蜀川的正帅程松等人就地剿伐。步骤很对头,可惜的是速度太慢了。

他的信使还在路上跑,程松已经快马加鞭飞也似的逃出了四川。这人最初极端信任吴曦,哪怕吴曦直接收编了他的亲卫队,哪怕总有人在他耳边说吴曦必反,他都一点不在意。吴曦真的反了,他手下的将官们提议,立即出兵平叛。

程松给每个提议的人送了一份丰厚大礼,送他们出川。别在这儿给我添乱,给我造祸。他自己也没耽搁,从阆州沿嘉陵江顺流而下,逃到重庆附近时猛然发觉都怪当初跑得太急,路费不够了。怎么办?急中生智,他写了封信给吴曦。

在信中,程松称吴曦为蜀王,希望蜀王殿下寄点钱来,好让他买船继续逃。吴曦没让他失望,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一只木匣。

程松大惊失色,拔腿就跑。他认定匣里是一把剑,这是让他自裁。送匣的川兵一把把他揪回来,强迫他打开了匣,才发现里边全是钱……程松日夜兼程逃出了三峡,至此才回头面向西方号啕痛哭:“此番才算保住了头颅。”

指望这种货能成什么事儿?同样,吴曦接连摆平程松级别的官员之后,纵目蜀川已经再无敌手,他可以安心地当蜀王了。

消除异己,统一蜀川,吴曦还有点别的工作没干完。他还得剃发,梳成女真式辫子,改穿少数民族服装,才能算是金国治下的王爷。

这么搞时,他一点都不知道危险在逼近。

有个中层干部叫安丙,是原大安军的知军,文官。他本是程松的部下,严格遵守以长官进退为行止的标准,奈何程长官跑得实在太快太突然了,他没跟上,被迫滞留蜀川。这很倒霉,更郁闷的是,他刚想躲起来保平安,吴曦的一个亲信忽然做了个梦。

梦里神灵指示,只有安丙扶保着吴曦,吴曦才能平安。安丙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叛军阵容,但他从没上过一天班,天天在家装病号。

有一个底层小官叫杨巨源,是合江仓的仓监。他痛恨卖国贼,暗地里联络了几位川军中的将领,随时可以起义。他非常有远见,没起义之前,就想到了起义之后的退路。如果成功了的话,川中大乱怎么办?必须要有一个能稳定局面的人。

他想到了安丙。

杨巨源、安丙、张宁、李好义集结了七十四个人,在月圆之夜,忽然大呼着冲进了吴曦的伪宫。那座宫殿就算再小,也有近千人以上的卫队,但是当李好义高喊奉临安朝廷密诏杀贼时,这些卫兵全都扔了兵器站到一边,听任这七十四人冲向吴曦的卧室。

吴曦的梦做得正美,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会有敌人直接冲到他的面前。仓促间,他被两个士兵砍掉了头颅。

这时距离他叛变称王仅仅过去了四十一天!

他为什么会死,原因是很多的,最主要的一条是他光荣的父辈们。吴玠、吴璘、吴挺,哪一个都是铁骨铮铮,与金国不共戴天,在他们的带动下,蜀川百姓也都有强烈的自尊,绝不向异族人屈膝。所以从他叛变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是蜀川的公敌。

他死时,没有人与他站在一起。

背叛的代价是巨大的,吴曦的人头被送往临安,赵扩将其献祭于宗庙、社稷,全城示众三天。吴曦的妻子儿女被处死,男子年十五岁以下者送两广州军编管。

吴璘的子孙被全部从蜀川迁出。

吴玠的子孙免连坐。

吴氏四代忠义功勋,至此化为泡影。

很多人不理解吴曦为什么要叛变。他家早就是蜀川的无冕之王,难道加上个封号就那么重要吗,值得他认贼作父,违逆天地祖宗当卖国奴去交换吗?!

这实在不等价,无法理解。

其实设身处地想想,这也很正常。想想吴曦的人生经历,从小就当质子,被扼杀理想,连一个正常男儿想奋发图强的正常心理都被残忍压制。他有什么理由不恨赵宋呢?赵宋何时视其为忠良,他何必以忠良报之?

更何况前车之鉴让人心寒。

金国的劝降书里说得好:“……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说得非常对,忠到岳飞的程度,不过是被冤杀而已。吴曦拿什么与武穆王比,他当然不要那样的结果。想到这些,对吴曦的憎恶有点提不起劲了。何必呢,此时的赵宋,除站到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之外,根本没有让人效忠的理由。

回头说平叛之后的蜀川。先是奖赏,其规模之大、赏赐之巨是前所未见的。有四百二十余名将领或建节,成为军阶最高的节度使,或自身授郎。全军约七万人升三阶官,少数升五阶官,统计迁转官达三十万阶。为这次群体升官,此后四川总领每年要多支钱物二百八十余万贯。

这还不包括对平叛将士一次性赏赐的金七千两、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两、钱八万二百五十引、绢六十一万七千匹。

如此巨赏,很让人怀疑,当初冲进吴曦伪宫的人数是七十四个,还是七十四万个呢?

再说战争本身。吴曦的灭亡是猝不及防的。不仅吴曦自己,金国方面更是毫无知觉。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一边向临安方面报功请奖,一方面出川进攻,收复关外四州。

阶、成、和、风,这是蜀川的屏障,双方要点所在。按常识,想收复它们会非常困难,金军当年使尽招数,也没能夺到手,这时肯定会重兵防守。

很意外,李好义、杨巨源率领少量部队,比如步骑一千人、死士两百人,就强攻下了和州。四州相继迅速收复,这是好事,眼见蜀川恢复了正常,可偏偏又出事了。

要不怎么说蜀川就是这么邪性,在此割据的,从没有能长远过三代的。攻打此处成功的,转眼就会倒霉灭亡。

此次平叛也不例外。安丙的私心不知怎么搞的,一瞬间就膨胀了。他给临安写的报功信,对外宣称功劳是杨巨源、李好义的,事实上也是,这两人既是首倡,更是实际操作者。可安丙在信里完全归功于自己,杨、李二人只字不提。

这样做会有后患,杨、李两人难免会在知情后报复。安丙为了稳妥,把杨、李应该得到的赏赐都转交到了王喜的身上。

王喜是吴曦的亲信,川军的重要将领。吴曦叛国时,王喜是附逆的军方首恶,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正义的代表。

王喜毒死了李好义,又设计诬陷杨巨源造反,逼其自杀。这样,蜀川权力全部落入到安丙、王喜手中,而临安投鼠忌器,哪怕知道了真相,也不敢追究,以免吴曦叛变再次上演。

好歹总算是熬过了蜀川危机,总体算来,尽管花了钱、受了惊,但对南宋来说,还是得大于失的。说钱,赏再多的钱,也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没有便宜异族人。并且给公务员加薪了,也等于间接地提升了消费力,蜀川那边的生意会加倍红火。

官衔,与加薪同解释。

更重要的是关外四州收回了,吴氏四代盘踞蜀川的隐患也解除了。杨巨源、李好义的死,纯以功利角度论,也不是坏事。

蜀川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正规国家职能部门、正规军手里,而不是民间力量分权,这对稳定全局无疑大有好处。

从宏观控制上说,南宋在战争中习惯战争,优胜劣汰,是一种如新生般的整合。这对一个老牌帝国而言,是件极其重要的好事。

可是韩国戚挺不下去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钱,终于告急,国库空了。皇家开始动用私房钱,比如太皇太后谢氏捐了一百万贯犒军,韩国戚本人也把国家历次赐予他家的金器,总和六千两黄金捐了出来。结果却招致一片骂声。无数国人说他故作姿态。

和平时代,以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独裁局面,终于在军事失利的大势下动摇了。没奈何,韩国戚决定派人渡江议和。

在他想来,理智分析的话,南宋不好过,金国一样在崩盘前夕,各退一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

可是议和展开之后,他才发觉不对头。不仅金国坐地起价,搞得好像多想打下去一样,连内部也派系林立。他火线提拔起来的两淮主将丘密居然要架空他,建议议和之事韩国戚回避,理由是金国认为他是战争的主谋,是罪人,要受审判的。

韩侂胄大怒,丘密不只是背叛了他,更把南宋的利益扔到了一边。试想谈判桌是战场的延续,对方要什么,就尽量拒绝什么才对。现在谈判才开始,就应对方要求把本国的平章军国事大人踢出局了,下面的条件还用再讲吗?!

昏聩险苛,无以为甚。丘密下课。

全江南官场海选议和人员,中选的是萧山县丞方信孺。诚然,方信孺在不久之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可一介县丞做主管,也着实体现了当时整个南宋官场、士大夫群落对韩国戚的对抗。

方信孺进入敌占区之后,住进了一连串的牢房。面见金国左丞相兼都元帅宗浩之后,住的驿馆上都临时写了两个字——天狱。

天字号牢房。

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宗浩是完颜璟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性丞相,汉文化程度一点不比江南那边低。他先是一连串的指责,之后提出了一个新要求。

“南使,我们联句吧,你对得上来,我们才继续。”他出上联,“仪秦虽舌辩,陇蜀已唇亡。”这是说,哪怕你像张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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