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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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厅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得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19岁高中魁首,29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让他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27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冒冷汗的程度。以北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公务员工费,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74岁死亡时居然还没建好。
一共历时48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地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5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他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5000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十五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看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七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八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轻,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十五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地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看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漠视他。而他也在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八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绚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驾到。先是向司马光致歉,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十五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十五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敝,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皇宫深处,高太后手捧这样一篇奏章,脸色开始变得灿烂。好,非常的好,把熙丰年间所有的成就都抹平了,把她亲生儿子一生的事业彻底贬低。做得实在太好了!
召司马光进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映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牍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作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十五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十五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五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太后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一百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窜,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四十年以上的官龄,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