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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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他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时。
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当于文贼，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都清楚，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
即“军费”说。
得出这个结论，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却知难而进的行为，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才会得出“军费”说的结论。
而它的萌芽，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而之后，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有一个疑问，一直以来，提起宋朝的军人，如果要排名的话，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是岳飞。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
说潘美，那是从战绩上讲，平南汉灭南唐，攻燕云战辽国，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这无可争议。远比“模范军人”曹彬强万倍；说是狄青，公平地讲，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
自古英雄多悲剧，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个人，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相比绝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传诵，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被历代的写史、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个文人，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个小官，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
他很求上进，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身为长江边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之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成语——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国家西北边疆上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文〃》异族的《〃人〃》动态，这是《〃书〃》命运的《〃屋〃》安排，当宋朝换上了一位年轻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酝酿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给了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孔明先生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的身份，事情的难度都很像。
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的发展方向，占荆州夺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的命运，它的意义又怎么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
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十一国里，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时期的枢密使王朴所写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的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也简单，在宋史里不只是王韶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边儿，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平戎策》共分三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河湟部吐蕃的分裂。
河湟吐蕃的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和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病死后，局面乱上加乱。
继任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董毡。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两部中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
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个祸胎。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这时就不同了，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那时宋朝怎么办？
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
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
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这是后来对王韶的《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河湟部吐蕃一直以来都是“不侵不叛”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同于多开辟了一个战场。
万一打不赢，或者打得糊涂，变成温吞水，那时乐子就大了，宋朝等于凭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一点要指出，请注意，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完全是反对派的错。
他们以司马光为首，把宋神宗、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地还了回去，逼得后来的君主不得已还得发兵去抢！
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之后，虽然多出了一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的西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
西夏得到河湟，是我们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一点都看不清，宋朝当时的反对派们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了铲除异己，连国济民生，举族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
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个概念就不对，应该是“收复”。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
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然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这是历史基因，再看它的自给状况。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笨理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地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之后怎样后续也已经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从这个原则可以知道，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的汉人去移民。
那样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的种群，他们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四海为家，哪怕漂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可是自己的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儿就会闹大。
篡汉的王莽就是这么死的。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通过他们再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再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者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宋朝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一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主，自给自足。具体的办法，他归纳出《和戎六策》。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述说了，它会在王韶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一长套关于王韶的事。
关于新政的核心所在——军费。要破解为什么王安石改革要走得那样急，那样乱。那关系到吐蕃旁边的西夏人。
好久没说说我们的老朋友西夏人了，大家是不是挺好奇的，自从李元昊死后，他们过得好吗？可以明确地回答“非常好”。
相比于微妙的宋史，西夏人永远过得精彩变态。现在我们闪回到李元昊刚被亲儿子砍死的时候，全面回顾下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李元昊死后，他的最小的儿子，“两岔”即位，没多久，两岔就变成“谅祚”，就这是夏毅宗官方名字的由来。
谐音真奇妙，不仅能让平娃变平凹，也能让两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