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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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
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长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
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趁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
别急，王安石及时推出了保甲法。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的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
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作准备。
唯有保甲法。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却在武事，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
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电子书下载
其他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最近的时代，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由哪个阶级哪种人组成？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其中贫苦的农民战绝大多数。
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材的河南农民。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地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
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国家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公务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些物资，架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的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
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
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暇，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痛宰散户，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里，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
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100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他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其他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达到百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一直因为它有钱。
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地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招募想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招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招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20％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沧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已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