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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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轻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就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糜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已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做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躁躁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扬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轻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