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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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点冒险，从常理上说刘娥刚刚挫败了政敌丁谓，何况她身为女子，要想总揽朝纲就必须得拉帮结派，形成自己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这样才能让她的位置稳固，让她的命令不打折扣地向下执行。
可她居然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这样处心积虑地算计她的功臣们，就不怕冷了众兄弟的心，来个卷堂大散伙？
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的邪门，往往深想一步，就会发现“常理”所说的话都愚不可及。就比如说，刘娥这时的倒行逆施。她为什么要狠一点？刻薄一点？甚至忘恩负义一点？原因就在于她的丈夫对臣子们太好了。
赵恒一边崇敬神仙，一边体贴臣子，花钱花到了麻木。最后连开始时保证“大计有余”的丁谓都害怕了，私下里警告再这么玩，国家经济就要崩溃了。可他却反过来安慰丁谓，别怕，只要我们不乱花钱，谨慎些，就不会到那步田地……可怎样才算“不乱”、“谨慎”，却一点标准都没有，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那么处在刘娥现在的位置，如果要让这些臣子们衷心地为她服务，能继续赏钱，甚至赏更多的钱吗？那样就会贪得无厌，要起来没完。最后给得少了都会失望，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彻底颠倒。
何况通过丁谓的事，刘娥也应该看清楚了，所谓的亲信、同党有什么用？该叛变时照样叛变，所以“恩”已经不顶用了，现在需要的是——威。要让这些在宋朝安逸了62年的大臣们重新认清自己的身份，是驴，就得去驮东西。
更何况官场重新洗牌，这次上台的人没有一个是富贵浪费型的。请看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这些人以王曾为代表，此人清廉到连送礼，都只是从旧书简上裁下来的剩纸。而张知白，他在死时家无余财，贫不能葬，得由国家出钱才能入土为安。鲁宗道也差不多，只有吕夷简是个例外，不过那要在刘娥死之后，他才敢于转变。
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拿什么高官厚禄来笼络。
事情还没有完，在对官场进行普遍的官职封锁、经济打击的大前提下，刘娥还彻底地让人大跌眼镜，就算精研历史多年的大行家都想不到，她竟然砍了自己的树根。
刘娥把钱惟演也赶出了京城。这是她目前剩下的唯一的“娘家人”。
翻阅史书，无论是哪一个朝代，女主临国想站稳脚跟，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有强硬的娘家在支撑。如汉代的那些了不得的太后、皇后们。之后的晋朝也一样，断送了汉人天下，让胡人肆虐中原的西晋贾南风皇后尤其是，事实上除了刘娥，就只有一个例外。
武则天。
第五章 生死两艰难
现在说刘娥，她在这方面穷得一清二白。唯一的亲人，她的“哥哥”刘美还比赵恒都早死了半年，钱惟演是刘美的大舅子，不管怎样迁强，毕竟名分不远。可只要底下的官儿们说了一声，钱惟演是皇亲，不宜担当两府重任，于是就马上罢免。枢密使不要当了，直接出京去做保大节度使，知河阳府。这是当年十一月份时的事。这件事在宋朝的政治史上并不出奇，但是在文化史上却独一无二。
钱惟演是个风雅的人，钱塘吴越的子孙风神秀爽雅致天成，他有着高品位大见识的艺术家气息。以此为契机，到几年之后他出任西京留守时，宋朝第一批璀璨瑰丽的文士们汇聚到了他的身边。那里面就有宋朝的首位文坛泰斗欧阳修。
就这样，公元1022年，宋乾兴元年终于过去了。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刘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合法化，并让全天下人都知道，她决定——改元。
这时要回顾一下宋朝历代的年号，这非常有讲究，每一个都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君主的最深切愿望。如赵匡胤立国，第一个年号叫“建隆”，宏伟博大的建设；第二个叫“乾德”，阳刚至大的道德；到赵光义时，叫“太平兴国”，他要和平收服天下，既平又兴；以后赵恒的如“咸平”，那是渴望安宁，他爸留下的烂事太多了，拜托请安静一会儿；之后的“大中祥符”更贴切，一眼就看出来他要拜神求签过日子。
所以说年号这个东西，既是个口彩，更是个广告，简单具体的几个字，立即就能让全天下臣民明白当时的国策民情。而且古代人超级相信这个，年号如人名，会严重影响一个时代、一个皇帝的命运走向。这在后面还真的应验了，如赵祯的“儿子”，那位英宗皇帝，就是被一个年号给克死的……
回正题，刘娥的愿望就是翰林院的任务，全体学士们绞尽脑汁殚精竭虑，终于想出了两个字。其水平之高，可以在后代千年里向所有文人挑战，绝对没有更贴切的。
名为——天圣。
天，可拆字为“二人”。天圣，即为“二人圣”，明白无误地以官方身份宣称这时的宋朝天有二日、民有二主，每个人都要明白，朝堂之上垂帘后面坐着的那两个人，主事的是谁。
刘娥。
现年55岁的刘娥终于走上了前台，她在一月份的时候以皇太后的身份下旨改元，然后在五月份时又下令议皇太后仪卫制同乘舆。就是说精确地制定出皇太后兼领皇帝职之后的具体礼仪待遇。
一切都变得正规合法化。
可这本身就犯法了，刘娥终究是女人，“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并不是在她死之后的几十年才由宋代圣人程某、朱某制定出来的，而是出自《礼记·丧服·子夏传》。这是中国封建年代牢不可破的社会道德规范标准，几千年以来，只有一个女人曾经打破过，那就是武则天，除了武曌陛下之外，无论哪个朝代哪位太后掌权时，都必须得以儿子的名义来进行。事实上就算是宋代本身，也只有刘娥一人做到了在名分上与当朝皇帝平起平坐。
不过这也难怪她，一个人的心灵是与时俱进的，尤其是女士们。往大里说，以武则天为例，她在李世民手下是一个样，在李治手下又是另一个样。往具体里说，请每一位男士回忆你们的女朋友，她在你面前是一个样，在另一位男士面前就是另一样，身份不同，表情各异。
所以自从赵恒神志不清时起，就掌握了帝国大权的刘娥，这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以后还会愈演愈烈，说到底，谁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她的运气也是好得没办法，依着祖宗家法，躺在功劳簿上，说什么都杀不得的老家伙们一个一个地都自然死亡了。
第一个，就是天圣朝的第一位首相，冯拯。
冯拯的官场生涯里找不出什么特殊出彩的地方，唯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他是寇准的敌人。而他之所以被寇准厌恶，也正是他攀上帝国首相的原因所在。
他做作而阴险。这在他临死前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高度，把刘娥都骗了。
先说做作，宋史中官方记载，他“气貌严重”，也就是说庄严加凝重，连太监们看了都头晕。比如说，皇帝有圣旨传达到政事堂，如果是别人当班，那么至少有茶水有座位，不管怎样这是天使。可冯拯不行，甭管哪位大太监，来了面朝南站着宣旨，读完了马上走人，别说茶，连个座儿都没有。这样一来，皇帝马上就知道了他不畏权贵，不怕内臣，是个硬骨头汉子。
再说对同僚，无论谁跟他办事，得分场合分时间得分清楚自己是忠还是奸，要不然肯定灰头土脸。往远里看，以赵恒拜神时期的五鬼之一林特为例，就栽了个大跟头。那时林特是工部尚书，官是相当大，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去他家，想就一些朝廷公务私下里聊聊，可就是见不着人。事后林特想了想，原来自己是错了，公事哪有私办的道理？这不是自己找骂吗？
没办法了，只好公事公办，大白天的去政事堂。但冯拯还是不见，并且当场派人传话：“公事何不自达朝廷？”——有话去找皇上说，你小子的心思我都知道，不外乎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一瞬间林特满面羞惭，迅速离去，而仁人志士们的眼眶都温润了，这是个多么正直、多么凛然的忠臣啊！
再往近里看，钱惟演因为是皇亲而被调出京城是谁干的呢？也是冯拯，当太后的权势正在壮大中，都能这样据理力争，真是一位忠臣加诤臣啊。于是他在太后还有小皇帝的心目中，形象也加倍地鲜明可爱了起来。
不过可惜的是，他的身体不争气，病倒了，重到没法上朝，只好辞职去当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这样一位好同志病倒了，领导们决定派专人去探望慰问一下，结果探望人员据实回报，把太后都感动得哭了。
因为堂堂的大宋首相，家里穷得既俭且陋，病得躺在床上，连铺盖都是百姓级别的……刘娥立即拨白金五千两、锦缎做的卧具、屏风等物送去，要他安心养病，等好了朝廷必将重用！
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冯拯平时的生活嘛，那是寇准的级别，按宋史官方的记载是“拯平居自奉侈靡”，什么“俭陋”、“被服甚质”，完全都是假象，是他特意布置用来骗人的！
这就是冯拯，之前所有的举动在一件事里都曝了光，再联想一下赵恒过澶州北桥时他的表现，还有他帮助刘娥扳倒丁谓，有几分是王曾式的忠心，又有几分是出于憎恨和报复的快感？此人外君子而内小人的嘴脸就呼之欲出了。
冯拯，字道济，公元1023年，宋天圣元年九月因病罢相，一个月后去世，赠太师、中书令，谥文懿，临死捞的一票还是很肥，和与他同月而死的另一个人比起来，堪称官场成功的真正典范，获得终生享受成就奖。
但是另外死的那个人，才被世人千年传唱，万古流芳，成为传说中的神话，宋朝文臣的顶峰象征。
公元1023年，宋天圣元年闰九月初七日，寇准死于雷州贬所，终年62岁。此时距离他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已经过去了43年；距离他独力承担，为赵恒争来储君位置，已经过去了29年；距离澶渊之盟，更已经是19年前的事了。
一生的光辉都已成为过去，尘封在了历史的长河里，更被太平年间的君臣们所遗忘，或许对他们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这个吧——此时距离寇准被远贬雷州，才过去了一年零七个月。
让一位花甲老人、三朝功臣远涉江海，发配万里之外，这是不是一种谋杀呢？不错，目的达到了，而且一切的责任都可以推给奸臣丁谓。尤其是所选的地点之远，更是丁谓的刻毒心肠发作，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刘娥就没有干系了吗？不管当时丁谓有多嚣张，只要她稍微反对一下，那么像李迪被贬的衡州的尺度是不是也有商量？
可是寇准没有这个待遇，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敌人，同时铸就他独特的命运。“生当尽欢，死要无憾”，就算被陷害，都痛快淋漓，置之死地！回首一年多前，寇准从道州赶赴雷州，道路艰险，沿途州县的官员百姓们给他准备了竹舆，要一路抬他，送到贬所。
但寇准拒绝了，我是罪人，有一匹马就很好了。就这样，史书记载他骑马南行，日行百里，左右人等无不垂泪，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曾经挽救国家安危的功臣！可寇准却毫不在意，他到了雷州之后，大小也还是个官，司户参军嘛，雷州的府吏给他送来了当地的府库图经，第一页就写着雷州东南门至海岸距离十里。
寇准恍然大悟，他像领悟了命运一样，轻声说：“我年轻时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今日看来，万事自有前定……”
但说到诗与命运，他在七岁时随父亲登西岳华山时所作的那首诗才是他一生真正的谶语——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
他的一生，只有“天”，也就是皇帝，才能高过他的声望，其他的“山”们，也就是同时期的大臣们，都没法超越他的锋芒；可是只有他当“举头”，与皇帝（红日）亲近时，才能风光得意，一旦倔强顽固，那么就只是白云野鹤，晚景凄凉了。
寇准死的时候一定是毫无牵挂，心神安宁的。所有的事都想明白了，于国有功，于民有惠，就算是那些政敌，也都在可有可无之间。其中就包括陷他于死地的丁谓。
丁谓被贬往崖州的时候，是路过雷州的。寇准送给了他一只蒸羊，丁谓顿时百感交集，提出要和他谈谈。在丁谓看来，寇准一定会答应的，想想看当年在朝堂之上争天下第一人的权柄，今天却在天涯海角相遇，都是沦落人了，我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可寇准却拒绝了。他用行动告诉丁谓，我可以送你蒸羊，但是并不代表和你有什么相逢一笑。当天两人不见面，就此永别，寇准对这位前下属、前政敌的最后一份心意是，把自己的家丁都约束住，关上大门，直到丁谓走远，才放他们出来。
每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