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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军统巨枭-毛人凤-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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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1942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没有不管的。1939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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