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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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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年3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定要过江。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上属于单线潜伏,这不管用。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面前,要想在丢失的城市里立足,必须与活动在乡村郊野的游击队武装配合,必须以乡村支援城市,尤其是西南这片地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绝对有打游击的条件。当时,毛人凤十分欣赏徐远举的新构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经过“3·17”重庆会议,“毛记”特工系统大潜伏的计划更趋具体周密,当毛人凤得到蒋介石按“应变计划”行动的指令时,大潜伏已在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实施阶段,比如苏南成立的“太湖游击纵队”,湖北站搞的“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广西站把十万大山的土匪拼拢来,号称“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等等;都是“复线潜伏”的具体实施。

所谓大逮捕,就是对国统区进步力量与主张和平解放的力量进行镇压,主要着力点是剪除那些暗通中共,或者准备投靠共产党的“党国”军政要员。

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间,于3月份侦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毛记”特工系统的一个“杰作”。

“京沪暴动案”

蒋介石下野不久,一批在南京、上海军、政、警、宪界的民革成员,酝酿于京沪两地举行军警起义,采用兵变的方式,将李宗仁、何应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网兜捕,迫使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兵变的主要发起者有: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葆真(民革中央常委、华中军事特派员)、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孟士衡、国史馆主任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田绥祥(国大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内政部简任秘书秦荣甲(立法委员)、内政部人事室主任刘荫民、首都警察所督察长兼北区警察局长、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刘海亭(少将)、保警总队第一大队长马广运(少将)、上海警察局驻卫警总队副总队长崔恒敏等。

2月5日,上述人员集中在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家举行紧急会议,解放军江淮军区的代表王虎臣同志也应邀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京沪暴动的方案,最后取得了一致,即以京沪两地已经掌握的警察、保安警察和宪兵为行动主力,在南京的燕子矶为据点发动起义,随后迅即控制清凉山、挹江门和鸡鸣寺,继而占领明故宫飞机场,分别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防止国民党重要人物逃跑,同时扣留李宗仁等高级军政要员。在上海方面,紧随南京之后发动起义,先占领北火车站,把住交通要津,再号召全市警察起义,干掉局长毛森,接着,便迎接解放军过江。为此,南京北郊警察局长蒋堤,必须占领燕子矶,并将停靠在南岸的船只,放过江去,让解放军顺利摆渡。另外,在南京短时间内出现权力真空的期间,暂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维持社会秩序。

整个暴动计划,设想得不算粗糙,但不幸的是,低估了“毛记”特工组织在南京的活动能力。说巧也巧,吴士文家的邻居秦范五就是老军统的人,现在“毛记”特工系统的公开单位——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职,这一天开门外出,与刚离开吴家的孟士衡撞了满怀,当下唱个肥诺,表示歉意。想不到,孟士衡拾起跌落的帽子,往脑门上一扣,点点头就走了,样子显得匆忙。秦范五凭着职业本能,心里起疑,又觉得孟士衡的脸样,好像在哪里见过。几天后,秦范五隔着窗子,看见有人走进吴士文家,模样极像那天被自己撞落帽子的人,于是,佯装借火,敲开关紧的门,隔着门缝看见了孟士衡,才知脸熟的原因,是因为常来吴家“作客”。

吴士文家是民革的联络点,来这里开会的人实在不少。由于秦范五平时隐蔽得巧,吴根本不知道他的特务身份,这给秦的监控带来了有利条件,几经观察,将诸多疑点向稽察处密报,稽查处根据毛人凤下达的工作要领,重点对吴士文家布控、组织跟踪。到了3月初开始兜捕,不久,民革在京沪两地的主要负责人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士文等相继落网,“京沪暴动”计划最后因群龙无首而告吹。

申城“先行官”

4月20日子夜,中共方面得不到李宗仁的答复,第二、第三野战军于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阴的浩浩江面上,兵分三路,发动了渡江战役。长江防线仅20分钟便全线崩溃。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4月22日,蒋介石从奉化去杭州,在宽桥机场航空学校和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等会晤,商讨如何对付危局。傍晚,李宗仁飞回南京。

第二天南京被攻陷,国民党政府移往广州,李宗仁逃到了桂林。此前,毛人风向南京站、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下达过大逮捕,大破坏的命令,并要他们按自己开列的名单,威逼有关军政要员离开南京,到时不走的,一律逮捕,押往上海处置。同时,在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前,把火车站、码头和水厂、电厂炸掉。当时、由于社长城的“技术总队”不在南京(已去了广州),负责破坏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工兵营,保密局南京站从中配合。谁知,渡江战役一打响,解放军还未到南京,大小特务们便脚底擦油,纷纷往上海逃,止也止不住。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又接受了副总司令覃异之的劝告,没有派工兵营去“造孽”。4月23日,老蒋在溪口表示,将亲赴上海,指挥淞沪保卫战。4月25日,他去母亲墓前拜别,自此永远告离了故乡。与此同时,毛人凤作为老蒋的先行官,于4月23日抵达上海,在南阳路145号保密局办事处召集局务会议。他在会上说:“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总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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