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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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伤或受轻伤的明军，又折回去与清军博杀。但这已不是豪迈地求胜，而是悲壮地求死！
他们将用自已的死，证明他们虽然是失败者，但决不是怯弱者。
受伤已不能继续战争的明军，脱掉盔甲，跃身跳入江中。对于这些海边生海边长的男儿来说。长江，将把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还给蔚蓝的大海，还给亲切的故乡。
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
通过“千里眼（望远镜）”看到这一幕幕的郑成功，欲哭无泪。
他已不忍再看，转而把深邃的目光，转向了虎踞龙蹯的南京。
那里是他年轻求学之地，那里留下他多少美好的青春记忆。他多么渴望以一个“和平人士”的身份再回到那里，捕捉逝去的幸福时光。
但这一切，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别了，多情的南京！
别了，冷酷的南京！
他先率着残余的军队，返回镇江。在这里，他开始细细清点自已的损失。
与上一次在大洋山遭受的天灾相比，这次遇到的人祸，损失更甚。
士兵损失约三万余人，大将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潘庚钟战死，甘辉、余士信被俘（后不屈被杀）。
恰在这时，他又得到一个让他更加心灰意冷的消息——永定帝已“巡幸”缅甸。
在接连不断的失败面前，多少年得意人生带来的骄傲、自信，轰然坍塌。郑成功内心剩下的，仅是与常人毫无二致的软弱和逃避。
他已经没有在江南开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和壮志，他要赶快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的锦绣之乡！
他下令镇江周边府县的军队，到镇江集结，尔后全军东返。
在撤离镇江前，已对这块地方毫无感情的他，专门下了一道死命令，烧毁所有的官衙，杀死所有的汉奸，带走所有的物资。
一时间，明军占领区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抢掠遍地，仓皇撤退时的混乱和报复，不可避免地这里上演。
有多少草民的生命被株连杀害，有多少民众的物资被连带剥夺，有多少百姓的房屋被蔓延烧毁，无人统计、无法统计！
明军去了，而随着眀军一起去的，还有江南人民最后一颗颗甘尽苦至的复明之心。
“月光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当郑成功正为南京的残败而悲痛不已时，年轻的顺治帝却终于从狂躁和恐惧中解脱出来。
6月下旬，当瓜洲、镇江失守的败讯传到北京时，首先让南方籍官员惶恐不安！
对这些官员而言，家产与亲人都在南方。一旦明清再演变为南朝北朝，他们将有家难回、有亲难聚！
沮丧的情绪是可以交叉感染的，随着大臣们喋喋不休的汇报，亲政八年之久的顺治帝，完全失去了以往的镇静态度。
他先是想到了逃避，叫喊着要把政府机构一古脑搬回到关外的老家去。
这种消极作法，马上遭到了她的生母——目前众多清宫戏“女一号”孝庄太后的严厉叱责。
“祖先栉风浴雨、勇敢流血得来的江山，怎么能这样怯懦地放弃呢？”
孝庄的话，没有起到应有的灭火效果，反而让顺治帝大受刺激。这位与生母关系僵硬冷淡的皇帝，拔出宝剑，竟将御座劈成碎块，并表示自已将御驾亲征，或生或死，听天由命。
皇帝要御驾亲征的消息，马上像一阵风似地刮遍全城，但这给民众带来的不是大面积地镇静，而是更大范围的恐惶。
关键时刻，还是清廷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止了这位皇帝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
议政王大臣令议，是顺治他爹皇太极在“八大贝勒议事制度”上，推陈出新的一项带有一定民主气息的政治制度，曾以其小范围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集众人之智慧，在清初的政抎上发挥过枳极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这次作出的决议是一、停止御驾亲征；二、从满州、蒙古调集部队，准备驰援江宁；三、加强京城治安管理，严罚“妖言惑众、煽风点火”之徒。
就在八月初大军准备南下时，江宁大捷的喜报，传至京城。
“忽听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盘雨”，喜极而啕的顺治帝，马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要发泄，他要报复。
他下旨将抗敌不利的蒋国柱革职查办，发配给王爷为奴；将虽立了大功，但曾有过败绩的管效忠革职查办，鞭一百，发配给旗下为奴（连当奴都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管提督真是比窦娥还冤）。其它打了败仗的满族巴图鲁，费雅住、扎尔布等，一律处死。
对曾经有过叛敌行为的江南士绅，顺治帝本着“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的原则，对这些士绅以六等从逆罪分别量刑判罪，前后被捕者数万人。直到这位皇帝归天之时，仍有许多“漏网之人”仍在追诉之中。
后来，顺治帝又咬牙切齿地下了一道圣令：“令内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蔡洪、护军统领赖达等，组军南下，到福建准备与海逆郑成功决一死战！”
在本文的最后，交代一下被派往长江上游的张煌言。
张煌言和他的前任张名振一样倒霉，因为他无意之中，又被郑成功“放了鸽子”。
因为郑成功在仓皇撤退时，根本没有通知他张煌言。
也就是说，张煌言和他的几千余人，现在转眼成了深入长江的“孤军”。
而这时的张煌言，战果却非常显著。他率领的军队，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陆续收复了芜湖、池州、宁国、太平，开辟了一片和镇江不相上下的根据地。
当他听说郑成功兵败的信息后，就派了一名叫松隐的和尚，去给郑成功捎信，请他来上游共创伟业。
也不知松隐是否把信送到，反正自此以后，张煌言与郑成功天涯两隔、音讯全无。
就在张煌言踯躅俳佪时，郎廷佐己经派出一支水陆联合部队，切断了他的出海退路。
同时，另有一支清军水师，载着一大批马步兵，在清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的带领下，正急匆匆由荆州赶往南京增援，误打误冲与张煌言迎头相撞。
明安这里的这支水师虽然很“菜”，但人数众多，张煌言与之打了一整天，竟没有将其冲散。在暮色四合时，双方各自回营。
但一白天的激战，己让明安达理肉跳心惊，因为他并不知道南京的包围已解，而上级给他此行的目的是救援南京。因此他实在不敢和张煌言空耗实力。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全军启航，赶往下游旳南京。途径张煌言水营时，为了壮胆，朝明军连放了几炮。
但这几炮却歪打正着，本已军心不稳的明军，认为这是清军前来劫营，便解缆开船，各自行动。有的返回芜湖、有的前往巢湖。
当天光大亮，张煌言举目四望，发现虽然清军早已消遁，但明军也所剩无几。
张煌言只得弃舟登陆，带着寥寥可数的部下，转进到皖鄂交界的英霍山区（大别山），准备与这里旳义师会合后再作打算。
但此时英霍山区的义师，大部分已被清军消灭或改编，小部分正在观望等待。
当张煌言栖栖惶惶到来时，这些义师，坚决拒绝这支败军之师进入寨中。
而这时，参与追剿的清军，已尾随而至，对进退失据的明军，发起疯狂的进攻。
早已饥寒交迫的明军，根本经不起这致命的一击，部队四散而逃，窜入山谷。到后来，张煌言的身边，只剩下两名随从。
张煌言就和这两名随从，孤苦相依、生死与伴，开始了艰难的回归之旅。
他们三人改装易服，经安庆、建德、祁门、淳安、义乌、宁海抵达海滨，行程约两千余里，最终在半年后，回到了海上义军军中。
长江之役，是南明灭亡前，提前奏响的一曲送行挽歌。他以郑成功、张煌言完全的失败，宣告了清朝南北一统理想的真正实现。自此以后，万里长江之上，再无大明的水师，在纵横驰骋。光复故国的美好憧憬，在江南江北人民的心中，已如涛涛江水，无语东流……
第三十五章 尘埃落定
永成历史
从1659年夏到1660年夏，天地又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
在这个四季的轮回里，平西王吴三桂收获颇多、心情颇佳。
永历帝亡命缅甸，其小朝廷已如风中残烛、仅存点点幽光。
四川明军有组织的抵抗，逐告平息。清军己次第占领灌县、绵竹、什邡、汉州、简州、成都等地，来自侧翼的威胁，已经解除。
南明云南沅江知府那嵩的“不合时宜”的起兵反抗，经过三个多月的大军围剿，已告平息。
退至滇西的明叙国公马惟兴、准国公马宝、汉阳王马进忠的儿子马自德、怀仁侯吴子圣、征蛮侯杨武等南明“高干”，陆续降清，并前后带来三万降军。这些降军，被三桂同志，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改编成十营新附军，成了他的一支“准嫡系”部队。
只有被打成“游击队”的李定国、白文选，贼心不死，仍在边境地区兴风作浪，蚍蜉撼树。
忆往昔，磋跎岁月！
看明日，豪情满怀！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胆大的念头，在吴三桂的脑海中，悄然诞生！
他想通过自己的运作，使吴家成为继明朝的沐家之后，成为世代镇守云南贵州的“新滇王”。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也是自入关以来，跟来他一路风餐露宿，拿生命赌明天的部下集体的愿望。
是呀，十七年东奔西走，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安身存命的家了！
让吴三桂欣喜的是，他们的这一愿望，正在机缘巧合间，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先是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忍受不了这大西南的湿热，领着手下的满洲兵回北方去了。
后是经略洪承畴因眼疾加剧（这回是真的），回京调养去了。
只有脸皮最厚、适应能力最强的他留了下来，并总管云南贵州的军民事务。
虽清廷末给正式名份，但大权在握的他，已把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之所，看作了自已的“自留地”，禁止任何人再来染指。
自然，这块土地的旧主人——永历帝和李定国，就成为他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在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两者孰重孰轻，吴三桂和清廷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吴三桂认为永历帝是脑袋，李定国是胳膊。必须先花大气力砍掉永历帝这颗大脑袋后，才能让李定国这根胳膊难存而亡。
但清廷可没有脑袋胳膊的认识，他们非常乐观地认为，一、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已如秋后蚂蚱，大可由其自生自灭；二、境内的李定国虽然活动猖獗，但只要新政府在云南注重民生、加强文治，这些“游击队”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也不必专门派兵进剿。
清廷作出这样的决策，不是仁慈，而是实在没钱了！
连年用兵、财政枯竭，到了1660年，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实在没钱给吴三桂再折腾下去了。
在与清廷意见相悖的情况下，吴三桂著名的奏折——“三患两难”，横空出世！
在这篇当时名躁一时的奏章中，吴三桂先说若永历帝在缅不死，则将给云南带来“三大忧患”。
一是李定国、白文选，随时可以打着永历帝的旗帜鼓惑人心，卷土重来，此是门户之患；二是云南土司，对明朝仍藕断丝连、心存感念，一旦永历帝对其封官许愿，则有可能起兵反叛，此是肘腋之患；三是投诚的明军，虽已经“就地安置”，但却难忘故主，一旦永历帝和李定国合起来内犯，必生叛心，这是腠理之患。
讲完“三患”后，吴三桂开始讲“两难”。
“两难”则讲如“三患”不除，则导致驻军过多；驻军过多，则导致民众负担过重；民众负担过重，则导致支持叛军；叛军猖獗则又导致驻军再增……其分折可谓丝丝入扣、环环相接。
这份奏章，的确是吴三桂同志多年来在公文写作领域，难得一见的美章佳作（让他没想到的，日后当其打着“为永历帝报仇”的名义起兵时，这一奏章立刻被他清廷公告天下，成为揭露其丑恶嘴脸的有力武器）。
在他这份处处透露着强烈危机意识奏章的引导下，清廷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被迫同意”了他的进剿方案，并由户部向全国加派特饷230万两白银，凑足后交给其作为行动经费。同时，还派出定西将军公爱星阿率一支八旗军赶往云南，配合他进兵缅甸。
吴三桂在1661年8月左右，收到白花花的银两后，却不急于进兵了。他慢条斯理地给缅王写了一封信，告知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