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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南明朝那些事儿-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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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他们驻扎下来,一面收容残部,一面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军运动”。
  因为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因为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作为四个“农民的儿子”,孙李刘艾内心曾一次次对义父张献忠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
  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为此,他们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及处死了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走张献忠屠杀路线的大西皇后及大西宰相汪兆龄。
  也就是此时,孙可旺把自己的名字,由“可旺”改为“可望”。
  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表达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经过“整军运动”,已初步获得钢铁军纪和政治理想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向遵义(此时属四川地界)进军。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取得极大改观!
  而在此时,清军却因战线过长,粮食兵员接济困难,被迫退回四川保宁(今阆中),作长期休整,大西军终于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大约在1647年二月初,大西军顺利占领贵州省会贵阳。(文*冇*人-冇…书-屋-W-Γ-S-H-U)
  二月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定番州,将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杀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对于孙可望的大西事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状态,他们兄弟四人迅速攻城掠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以贵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
  但贵州这地方太穷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确是这个地方最生动形象的描绘。
  而随着大量大西军的归队,孙可望的手下,已陆续聚集了十几万军人及家属。
  于是,在这个小的地域内,温饱成了大西朝目前最大的奢望。
  就在孙可望,为大西军下一步向何处去而苦苦思索时,冥冥上苍,把一个阔别多年的“干爷”,送到了军中,为他指明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
  这个“干爷”,是一位少数民族人士,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早在谷城“就抚”期间,张献忠就和这位龙土司义气相投,打得火热,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批马匹、武器。后为表达谢意,干脆拜其为干爹。
  自然,按辈分排下来,孙可望、李定国自然便尊龙土司为“干爷”。
  在这位长辈诲人不倦的“义务教育”中,孙可望知道了“干爷”的家乡——云南,是一块四季如春、江河纵横、人口众多、铜矿广布、物产富有的神奇土地。
  在张献忠再度反水后,龙在田土司也受到牵连,被以“通贼”的罪名,调回原籍,面壁思过。
  “久别重逢话当年,执杯相劝莫相拦。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胜谈。”在欢迎龙干爷的宴会上,想起物是人非、漂泊不定的这些年,大家都喟然长叹、不胜感慨!
  一番“真情回顾”之后,龙干爷道出了此行的目的,邀请大西军,去他的家乡云南平叛!
  接着,他又免费为大家,作了一场“云南目前政治及军事形势”的专题讲座。
  作为一个最后纳入大明版图的边疆省份,明智的朱元璋因地制宜,对云南采取了“一国两制、土流结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
  他封其义子沐英为西平侯,允许其世代镇守云南,在政冶、经济、军事方面,赋予了其比内地更多的特殊权力。
  沐英死后,其子被加封为黯国公,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里,虽然大明各届皇帝,对内地的“同姓王”采取弱化、分离、撤销的政策,但对云南的异姓黯国公,却一直感情永恒不变,友谊天长地久。
  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明朝除在云南设立巡抚、都指挥使、布政司、按察司这些流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外,对各地相当于内地州府一级的土司,则承认其现有地位,并允许其世袭罔潜、独立建军、自行收税。
  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云南维持着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北京中央政府被推翻。
  1645年9月,早就对现任黯国公沐天波盐税政策不满的武定土司吾必奎,发表了“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的造反宣言,公然发动了针对云南现政府的叛乱。
  因沐天波的主要军队,已经调到滇川边境上防范大西军去了,所以,有备而反的吾必奎叛军,便趁虚而入,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
  眼见外患未至,却起家贼,抓耳挠腮的沐天波,只得利用家族多年来,手中积攒下来的那点威信和恩德,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宁洲土司禄永命手下的少数民族军队,前来帮助平叛。
  人多力量大、兵多好群殴,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吾必奎的叛乱,在当月便一举平息。
  顺利平叛后的沐天波,分外高兴。为表达谢意,特地多次在昆明的黯国公府,大摆宴席,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土司们。
  但人头隔肚皮,做事两难知,他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换来所有土司的真心回报,在多次进出黯国公府时,沐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其中一个土司的垂涎,并最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叛乱!
  这个“见钱眼开”的土司,就是蒙自土司沙定洲,一个有理想有手段的年轻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年轻人。
  从继承老爹沙源的职位,成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这个狂傲不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成为全云南土司的伟大梦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断然措施,就是——杀妻!
  杀妻后,他以爱江山胜爱美人的政治胸怀,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迎娶了比他大十几岁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遗孀万氏,成功地将王弄、阿迷州合二为一。
  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蒙自土司,实力远在其他土司之上。
  当在黔王府中接触到一种更为富有的生活,更具高雅的享受后,他那颗躁动的心更加不安,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在他的心中逐渐酝酿、发酵。
  为实施这一计划,在叛乱平息,各土司都带着军队返回家乡时,沙定洲却以各种理由,依然带着部队在昆明长期“逗留”。
  对于眼皮之下的这支武装力量,胸无城府的沐天波,认为沙定洲乃世代忠良之后,断无二心,因此就疏于防范,听之任之。
  但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牢靠的是人心,最不牢靠的还是人心。
  1645年的12月1日,蓄谋已久的沙定洲终于行动了,他以告辞为名,亲自率兵攻入黔国公府。
  得手后,又分兵占领昆明的各个城门,成功控制全城。
  眼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沐天波在几名“贴身保镖”的护卫下,携带官印、世袭铁券等物品拼死逃出。
  在得到龙在田的保护下,沐天波暂时跑到杨畏知镇守的楚雄安顿下来。
  但他的母亲陈氏、夫人焦氏却在这次动乱中,悬梁自尽。
  并且,他老沐家二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巨额财产,瞬间被沙定洲这个土匪抢劫一空。
  实施抢劫犯罪后,妄图进一步杀人灭口的沙定洲,又派兵跑到楚雄缉拿沐天波,但被仍效忠沐氏的杨畏知一顿暴打,狼狈而返。
  吃了亏的沙定洲,在被迫停止攻打楚雄的同时,一方面发兵西进,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假借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王锡衮的名义,给远在福建的隆武帝上了一道“沐天波无故造反、沙定洲成功平叛”的伪折,妄图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认,成为云南新的统治者。
  但隆武帝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力主慎重,他下给云南的批复旨令是:一、扫除沐天波;二、沐天泽继爵。
  眼见自己辛苦搬梯子,却帮别人摘桃子的沙定洲,由满怀希望变为满肚失望。
  心中无限懊恼的他,转而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云南自立为王,脱离大明中央政府。
  他这样做,自认为是有一定资本的,因为放眼望去,除楚雄外,云南的锦绣江山,已全部归入他的名下。
  为打击沙定洲的搞“滇独”不法行为,龙在田这才身负重任,来到大西军中,以自已的特殊身份,劝说这支特殊的军队,即刻入滇、为国平叛、为民造福。
  龙在田在做完形势报告后,又向孙可望等人,着重指出进兵云南的好处及可行性。
  好处之一就是云南地大物博,那里充足的粮食、丰富的铜矿、广布的盐池,不但足以养活大西十多万的将士及家属,而且还可为财政,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好处之二就是云南人口众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数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骁勇善战、忠于职守,是个出好男儿、好兵源的好地方。
  可行性就是目前云南人民,对沙定洲的“伪政权”并不认可,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必然能得到云南境内各民族的一致响应。
  在他摆事实,讲道理的鼓动下,大西军上下通过正式决议——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入滇前,为减少进军阻力,在龙在田的建议下,孙可望派出谍战人员潜入云南,利用黔国公的威望,散布虚假情报说,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家族武装,专门为屈死的焦氏报仇来了。请云南各界人士,各个地方,届时请自行归顺,切勿为万恶的沙定洲尽忠守节。
  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因为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仅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花,云南各地方的人民,对其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反”,现见“焦氏大军”浩荡而来,所经的各县,都纷纷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亲人”入城。
  1647年3月25日,大西军占领平彝,打通了进入云南的前哨。28日,攻克交水,29日,进军曲靖,歼灭沙定洲守军五百名。
  为迷惑沙定洲,以最小的代价轻取昆明,大西军转而向沙定洲的原籍阿迷州方向移动,并在路上斩获其一千多人。
  见老巢有失,顾头不顾腚的沙定洲,立即放弃昆明,全军西返。
  在完成牵敌西下后,大西军忽然回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地进入昆明。
  鉴于大西军的“真面目”,己被云南人民识破,大西军暂时停止进攻,转入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安抚工作。
  由一军领导人跃升为一省领导人的孙可望,在政权建设中,采取了“稳老纳新”的政策,在将部分大西军队干部“军转民”,从事地方建设的同时,也大量留用了原明朝的各级官员,使政权变动引起的震荡降到最低点。
  在做群众安抚工作时,孙可望等大西人,已敏感地认识到一个不可辩驳的现实,云南人民,对大明这个老政权的认同程度,要远比大西这个新政权要高得多。
  而且,各届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
  在政治工作告一段落后,统一云南的军事工作,再次提上孙可望的行动日程。
  他亲率军队,向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地区挺进。
  在禄丰县狮子口,大西军一举打败杨畏知率领的明军,并活捉其本人。
  因为这位官居金沧兵备道的杨畏知,不但是孙可望的陕西老乡,又是云南官绅界的杰出代表,因此马上被孙可望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在交谈中,杨畏知提出他的合作条件是:一、孙可望领导的现政权,取消大西国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不淫妇女。
  后两个条件,让孙可望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他再一次体会到四川大屠杀带来的恶劣影响。
  他耐心地向这位老乡保证,大西军自进入贵州后,就早已改变了其一贯“烧杀抢淫”的恶劣传统,这一点,请杨老乡务必一百个放心。
  至于大西国号,可暂用“兴朝”代替,如果以后,与南明合作成功,即作变更。现在,本朝可用干支纪年。
  见孙可望迈出“改邪归正”的关键一步,杨畏知思考片刻,欣然归降。
  归降不久,他就自告奋勇作为联络人,代表孙可望,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条件,与沐天波举行合作谈判。
  己经家破人亡、兵少将寡的沐天波,现在主要的想法,就是先借助孙可望报仇雪耻,因此对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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