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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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整个城市到了承受的极限。
　　烈火炼出了钢，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暗中派人出城，与围城的清军达成“秘密协议”——献城投降。
　　8月28日，杨振威带领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发动兵变，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清军终于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并不是大同和平的开始，而是灾难的降临。
　　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卷土重来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心头感到一阵阵苦楚与沉重。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在一次次辉煌胜利的背后，却是一个个满族将士伤亡数字的冰冷叠加。
　　“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这句唐诗，不仅仅让每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汉族士兵悲伤心痛，也让同样青春年少的满族士兵感同身受。
　　从白山黑水之间，多尔衮仅仅带来了六万多满族子弟，如果照这样的伤亡速度发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国之日，就是整个满洲民族毁灭之时。
　　不能这样下去了，得想一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就是“以汉制汉”。
　　扪心自问，多尔衮认为，自已也是一个“以汉制汉”的拥护者、继承者和执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归后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汉制汉”的政策，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这样么？
　　多尔衮辗转反侧，冥思苦想。
　　经过漫漫长夜的思索，他终于茅塞顿清、豁然开朗。
　　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无利益者”努力奋斗，从而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别，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发，就要进行提前的调整，让矛盾进行提前的释放或中和。
　　同时，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也还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过程。
　　如果仅仅有了利益，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团结，那么，这个事业就象是一条没有韧性的铁链，当外部或内部变化时，就会有忽然断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经历，让多尔衮明白，在发展大清统一事业的过程中，他输在了两点上。
　　一输在了自己不太舍得放权，让大家“利益均沾”，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上；二输在了自己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