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24小时-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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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制度,诏书上没有侍中的副署用印不能正式生效。门下省在首长之下设有散骑长侍和谏议大夫等监督皇帝的谏官,还有六科正六品的“给事中”,对应尚书省六部和中书省五房,对相应的诏书进行审核封驳,给事中们职衔虽然低,但却拥有在诏书上用朱笔勾画涂抹修改的特权,除了这些组成人员,门下省还设有符宝郎,专门为皇帝保管兵符和玉玺。
六部
所谓六部,就是指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吏部负责组织人事,户部负责天下户口田亩钱粮,礼部负责上下礼仪,兵部负责国家军事,刑部负责天下治安刑狱,工部负责殿宇衙署开河造桥等工程建筑。六部首长一正两副,一名尚书两名侍郎,下辖四司,每司设一名郎中两名员外郎。六部是中央国家机关分工处理国家大政的重要机构,其所辖二十四司涉及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六部当中以吏部尚书为尊,在大朝排班的时候吏部尚书的位置还在侍中和中书令之前。户部原来并不叫户部,而是叫做民部,李世民死后继位的李治为了避讳李世民的名讳,将民部改称户部。
九寺
所谓九寺,实际上就是汉代九卿延续下来的九个官署,分别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司农寺、太府寺。这九寺当中得一些官署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际权力,其职能已经由尚书六部和十二卫大将军府所取代,只剩下一个荣誉头衔。比如说光禄寺,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原本都是光禄寺下辖的小机构,在三省的职能被剥离出去后,光禄寺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空壳,用来安置一些名望很高但不宜给予实权的大臣。隋末瓦岗军领袖李密在入朝后便被授予光禄寺卿的虚名。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衙署保留了一些有限的职能,比如说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大理寺作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宗正寺负责宗室事务,太常寺负责议论拟定大臣死后的谥号,等等。
御史台
御史台是唐代的监察机构,其作用主要是对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进行监察监督和弹劾检举。御史台的首长是正三品的御史大夫,当然,这里的御史大夫和汉代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不但不再是三公,也不再负有副丞相的职责。在御史大夫之下,设有两名治书御史,高宗年间因为皇帝名叫李治,为了避讳将治书御史更名为御史中丞。御史台下设三院,分别为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的御史称侍御史,负责监察弹劾台阁宰辅大臣和中央六部等国家机关的官员;殿院的御史称殿中侍御史,负责在大朝中朝内朝的时候在朝堂上监察百官举止言行;察院的御史称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位分最低,负责监察四方诸道州县。
十二卫
唐代的十二卫大将军府,实际上是一个府兵制基础下的军官训练和储备机构。十二卫的将军校尉们平日里负责皇宫的宿卫和警戒工作,一旦国家需要大规模用兵,这些职业军便以卫为编制成建制地变为行军总管府,统率指挥由全国各处征调而来的府兵外出作战,一旦战事完毕,府兵们遣散回原所属军府,而军官们继续回到卫府任职。十二卫当中,各卫府的最高军官为正三品的大将军,而十二卫大将军当中又以左卫大将军地位最尊崇,是十二卫系统的最高军事长官,也是皇宫宿卫的最高负责人。在唐初,李世民曾经被任命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是一个并非正常编制的官衔,地位高于左卫大将军,是卫军系统的最高长官,但具体是几品则无从考证。
地方官
唐代的州官分为几等,一般的州以刺史为州最高长官,上州刺史为三品官。在边防州和比较重要的州,武德年间设有兵马总管府,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军政要职,相当于军区司令,兵马总管与行军总管有着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武德七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总管府同时改为都督府。都督州均为上州,都督的官衔是正三品上。另外,唐朝朝廷在全国各地的几个重要行政区域设有大都督府,例如李唐起兵的根据地太原,在贞观四年以后便设立了并州大都督府,而并州大都督是从二品官秩,由当时还在襁褓中的晋王李治遥领,原三品的并州都督李世积改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各行政区当中,只有长安所在的京畿地区比较特殊,在立国初期便设立了在级别上高于刺史府的雍州牧府,由秦王李世民兼任雍州牧,由秦王妃的舅舅高士廉出任牧府长史,又称为别驾。
唐初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便是行台,行台是行台尚书省的简称,其对应的行政区域则是下辖几个或者十几个州的道。所谓行台尚书省,便是由皇帝派出管理一道军政事务的机构,其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军事权,与中央尚书省相互不相统属,只对皇帝负责。武德初,为了统一战争的需要,唐廷先后在益州和陕州设立行台,分别为益州道行台和陕东道行台,这两个行台比中央尚书省低一等,行台尚书令为从二品,行台仆射为正三品。到武德五年,为了平定河北山东,在洛阳设立了与中央尚书省平级的陕东道大行台,其首长行台尚书令为正二品,与中央尚书令同级。行台尚书令一般由皇子兼任,比如李世民便曾经担任过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和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后来的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更是为他特设。如果没有皇子主政,行台尚书令一职一般会阙置,由行台尚书左仆射主持日常工作。唯一的例外是江淮地区归唐后,唐廷在扬州设立了东南道行台,以吴王杜伏威遥领行台尚书令,以赵王李孝恭为行台左仆射。
行军大总管府
隋唐时期凡有大的军事行动,均会在某一战略方向上设总管府或者大总管府,作为军事最高统帅机关。一般而言行军大总管府分为两个层面,如果是宗室或者外姓将领做最高统帅则称行军大总管,如果是皇子亲王作为最高统帅便称为行军大元帅。行军大元帅府或者行军大总管府有的设副元帅或副总管,有的则不设。总管府内设长史、司马、各曹参军事等等军事幕僚,负责司令部机关的参谋机要等工作。
宰相
隋代制度,三省长官为宰相,也就是说只有尚书令、仆射和中书令、侍中才算宰相。在唐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担任过尚书令职务,因此这个名义上统率百官无所不总的首相职位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便一直阙置不授,唐代二百多年的时间当中除了李世民之外只有安史之乱时期的郭子仪曾经做过尚书令,那还是因为他的功劳实在太大,已经拜了太尉封了郡王,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赏他的了,于是将尚书令作为一项殊荣奖励给了他。自贞观年开始,实际上三省宰相便以尚书左仆射为首。宰相定额六名,分别是左右仆射各一名,中书令两名,侍中两名。当时的称呼相对比较严格,对于尚书省的首长左右仆射,人们一般尊称为“相公”,对于中书令和侍中,人们一般尊称为“阁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相公”这个称呼在当时是绝对不能乱叫的,放眼天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在尚书省掌过相印的大臣才可以被尊称为“相公”。魏徵在贞观朝荣宠始终权倾朝野,却因为终归未曾入得尚书省,因此也没能得到这样的尊称,只能被称为“阁老”。
到了贞观年间,李世民给一些亲信大臣加了例如参与朝政、参与机密,平章国计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使得这些大臣可以进入政事堂与宰相们同堂议政,故这些人往往也被视为宰相,只不过不那么正规而已。
贞观十七年,太子詹事李世积“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制度化的变革。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指和侍中中书令权力一样的三品以上大员。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李世积这个三品的太子詹事可以参与门下、中书两省的工作。这个制度发展到高宗年间进一步被固定了下来,高宗初年两位辅政大臣,一位是长孙无忌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另外一位是李世积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是自此之后,凡尚书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便不再是真宰相。
到了女皇武则天时期,因为权力斗争的关系,武则天打破成规,任命了一大批资历比较浅的年轻官吏为宰相,这些官员的品秩不够三品,于是女皇便创造出了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词,这个名义在此后的几百年当中一直被作为真宰相的官职描述使用,一直到北宋的元丰改制才略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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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附录二玄武门人物最终结局简述
长孙皇后:贞观十一年病逝,谥号文德,称为历代皇后争相效仿的贤后楷模。
魏徵:贞观年间官至侍中、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前后执掌门下省达十一年之久,封爵郑国公,贞观十七年元月病逝,追赠司空。
房玄龄:贞观年间官至司空,自贞观三年起以尚书左仆射身份执掌尚书省达二十年之久,直至去世,封爵梁国公,贞观二十三年病逝。
李靖:漠北之战后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在政事堂诸相当中以小心谨慎着称,后以年老多病辞朝,李世民特许其以原职致仕,并许其“两三日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悬车之龄再掌帅印,率大军征讨平灭吐谷浑,后加封卫国公,着有流传后世的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成为千古名将表率。
侯君集:贞观年间率军平灭高昌,回师后加封陈国公,任吏部尚书参与朝政,后卷入太子承乾谋反案,贞观十七年被诛。
李道宗:贞观年间改封江夏郡王,后跟随李世民出征高丽,回军后又随英国公出征薛延陀,高宗年间获罪遭遣,死于外郡。其女被李世民收为义女,封为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成公主。
长孙无忌:贞观年间主持修订《贞观律》及《唐律疏议》,官至司徒,太宗驾崩后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辅政大臣,后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受诬谋反,被逼自杀。
李世民:在位期间内修政治外和戎夷,使民生繁茂四夷畏惧,被诸族共尊为“天可汗”,晚年征伐高丽失利,回师后振奋精神建造海军,于贞观二十三年病逝行宫含风殿。庙谥太宗文皇帝,即历史上的唐太宗。
第65章 附录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1)
贞观十七年正月,新年伊始,太极宫(唐代皇城)外的御道上冰雪未消,往来的中使内侍相望于道。他们是奉了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敕令往一个人的家中送东西的。他们送的东西种类繁杂样式各异,从决明子(一种可以明目的中药)、枸杞、菊花、人参等各类药材补品到炙鹿尾、炖酒鸭、烧子鹅等膳食,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东西都是送到同一个人的家中去的,皇帝每隔不到两刻便会想起一两样东西,便会差遣内官将东西送到此人的家中去,天子不嫌厌烦,这些侍臣自然也不敢懈怠抱怨。实际上,他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据说堂堂朝廷千牛卫中郎将李安俨将军更加倒霉,他奉了皇帝的敕令,夜夜宿在这个人家中,以方便随时将此人的状况向皇帝进行汇报。
这一年的正月,满朝文武从三省六部到九寺十二卫都惶惶不安,一方面因为做了十七年储君的太子李承乾的储位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则因为当朝宰相郑国公魏徵眼疾发作病入弥留,贞观之治的护法韦陀即将撒手人寰……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徵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故事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被帝王将相们视作君臣际遇的典范楷模。信奉忠孝节义的儒家传人们似乎有意忽视了此人前后历事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的个人履历,仅仅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和彪炳千秋的贞观之治紧紧联在一起。
魏徵死后,满怀伤感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贞观名相房玄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用铜来做镜子,可以扶正人的衣冠;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了解朝代的兴替原因;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损失了一面镜子啊!”(上思徵不已,谓梁公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后来的人们对魏徵的了解,大体是从他“犯颜直谏”这个角度进行的。其实说魏徵是个“谏臣”,大体也不算错,他确实曾经做过“谏议大夫”这个官职,也确确实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中毫不间断地行使着向皇帝直言相谏的权利,然而如果仅凭这两点就将魏徵定义为一个“谏臣”,却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