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了一味药-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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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是美德，但也有个限度，如果补一双破鞋的成本比买一双新鞋还高，那就应该扔掉破鞋穿新鞋，但传销者不然，为了省一块钱，他们宁愿花费六个工作日甚至更多，平均每个工作日约合一毛六分钱。
根据最新的《劳动法》，每人每年的正常工作时间为二百五十一个工作日，这时间如果用在传销团伙中，价值约等于四十二个烟灰缸。如果传销者可以活一百年，其一生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过四千二百个烟灰缸。。电子书然而你知道，这就是传销行业的五大保障之一：节俭。嫂子教育我：“哥，你这么说不对，哪能乱买东西呢？行业干的就是一个节俭！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
在传销团伙中，只要过了最初三天的适应期，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早晨六点钟起床，七点钟喝一盆清水，七点十分开会，读《业务洽谈》，读《羊皮卷》，学习《二十条》，九点钟准时出门，半小时洗脑，其余时间全在无所事事地游荡。十二点吃午饭，下午再洗半小时脑，继续游荡，六点钟吃晚饭，饭后两个小时说笑打闹，九点半准时洗脚，十点之前必须熄灯睡觉，真个是“心中无一事，空腹满街游”。
这些人表面看起来忙极了，实际每天有效利用的时间不过两个小时，然而这样的教诲却时时响在耳边：“行业是个短平快的行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不能看书看报看电视？怕你分心！干行业要抓紧时间！”“行业不等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要抓紧时间！”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6）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山，再看着它一次次滚落下来，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空耗生命，抓紧时间只是为了浪费时间。
一月八日的晨会还是由嫂子主持，读完《业务洽谈》，她问我：“哥，考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五级三阶制？”我答不上来，旁边的管锋噌地站起：“五级三阶制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奖金分配制度，它曾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新加坡亚太地区直销大会上荣获最高奖项……银鹰奖，正是由于它的公平合理，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银行、保险、房地产和电信等部门，它只是一套算账的工具，就像中国的算盘一样。”嫂子提示：“不是‘中国’，是‘我国’。”管锋赶紧改正：“哦，就像我国的算盘一样。”嫂子点点头，转身鞭策我：“哥，你要抓紧了啊，这些可都是基础知识，必须掌握的！”我默默受教，心里不停嘀咕，想这段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会是真的吧？
事实证明，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和所有的传销者同样无知。这番谎话编得拙劣至极，仅凭常识就能找出其漏洞……所谓“五级三阶制”，无非是“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然而想想就能知道，任何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只有五个级别和三个晋升阶段。不过愚蠢如我，还是要经过多方查证才能明白：原来这段话纯属信口开河，“银鹰奖”是编出来的，“广泛应用”是编出来的，连“亚太地区直销大会”都是编出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公平合理”，它只是传销团伙行骗的幌子。
开完晨会，照例由李新鹏和小琳带我洗脑，因为“对面老总”的业务繁忙，只好在楼下跺着脚干等，小琳和李新鹏显得十分亲密，经常把我晾在一旁，头碰头、脚碰脚地低声耳语，也不知说些什么。我替小庞吃醋，时不时冒几句怪话：“小琳，新鹏长得真帅，比小庞帅多了，是吧？”或者“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别搭理小庞了。”李新鹏似乎有所察觉，有时也会主动跟我聊两句，这一聊我就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以前被警察抓过，好像还不止一次，说警察的态度特别凶，立眉瞪眼地喝斥他：“蹲下，蹲下！给我蹲下！”还说有人不服从，挨了打。我听得有趣，问他怕不怕，他大咧咧地一笑：“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听话，蹲一蹲怕什么？蹲上两个小时，警察就得乖乖地把你放出来！”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7）
话音刚落，一辆警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驶过，我斜眼看看他，这小子没撒谎，他真是一点都不怕。
（三十二）
在街上游荡多时，终于熬到了五点钟，我们慢慢游荡回家，所有人都回来了，管锋在厨房里擀面，没有擀面杖，拿一个啤酒瓶子代替，滚得骨碌碌直响。新来的王志森想去帮忙，被他推推搡搡地轰了出来，王志森跟我抱怨：“你看看这些孩子，一点活都不让我干！”我逗他：“谁让你那么老呢，活该！”他哈哈大笑，搂着我的肩膀大发感慨：“这行业是真好啊，所有人都像一家人一样！”说笑了一阵，他突然站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嗵嗵地跑下楼去。我心中纳闷：传销团伙不准私自行动，他怎么这么大胆？过了十几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塑料袋里装满了菜帮子、菜叶子，还有一段莲藕和一块生满黑斑的红薯，我大为诧异：“王哥，你去买菜了？”他嘿嘿地笑：“不是买的，捡的！”
这是传销团伙著名的“过三关”之一：面子关。只要加入行业，“自己”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空无所指的“集体”，他们强调集体利益、团队精神，却极少顾及个人需求和个人尊严。在上饶、在新余、在广西、在大江南北，像王志森这样的人所在多有，还有许多年纪更轻、级别更高的，他们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走进菜市场，不问菜价，也不买任何东西，只拿着塑料袋四处逡巡，老鼠乱窜的泥里有一片烂菜叶，他们收进袋里；苍蝇飞舞的垃圾堆中有两根小油菜，他们收进袋里；有时还能捡到排骨和牛肉呢，他们拿起来看看，再看看，又看看，最终还是叹着气恋恋不舍地丢下：组织上有规定，骗不来新人就不能吃肉，捡来的也不行。
亚瑟·史密斯分析中国人的特性，首先强调的就是“脸”，在他那里，脸就是中国人的密码，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他讲的多是虚荣的一面，而在中文语境中，“脸”这个字不仅代表虚荣，同时也代表尊严。尊严不可或缺，可适度的虚荣也不是完全的坏事，至少能让人不至于太过龌龊。两足动物行走在人群中，即便是出于率真自然，也该保持基本的体面。不一定非要穿阿玛尼，可至少也该遮住私处；不一定非要挂金戴银，可至少也该把脖子洗净。当西装革履的传销头目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泥水和垃圾堆里拾起一根根烂菜，我不能说他们就此没了尊严，只能说他们忘记了基本的体面。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8）
我们当时的住处离菜市场很近，二十分钟就能跑个来回。那些住得远的就很麻烦，近楼台者已经先扫了一轮，轮到他们就只能捡那些更烂、更脏的，花一个钟头也不一定有多少收获。他们顶着风、忍着饿，在寒冷的冬日黄昏奔走多时，只为了一把不值一钱的烂菜叶子。然而他们无怨无悔，说这就是行业的关怀。
捡来的菜当然不会干净，白菜烂了大半，莲藕被老鼠咬过，红薯的黑斑下藏着伤人的毒素，可他们全不在乎，嫂子说：“什么细菌不细菌的，开水一煮，干干净净！”王志森附和：“对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没有继续争辩，开饭了，我端起饭碗，一口白菜一口红薯，白菜清甜，红薯绵甜，吃完后既没拉稀也没昏厥，就像吃了武侠小说中的不死灵丹，武功盖世，百毒不侵。
行业格言：过了面子关，你就成功了一半。
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每个传销团伙都是口号狂，他们把一切概念都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干行业的“四大快”、“五大保障”和“六大杀手”，走在路上“四不谈”，奋斗过程“过三关”，成就事业的“黄金定律”、“六大心态”，与人相处的“三多三宝”，违反纪律的“三大御令杀无赦”……这些口号听着响亮，说着豪迈，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傲慢劲儿，最大的用处就是把人脑格式化，让成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永远不会东想西想。
这些东西粗暴、野蛮、不讲道理，只适合对付丛林中的野蛮人。我对此比较偏激，甚至会反对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四大发明”，觉得无论如何也该把豆腐算进去……它总比指南针重要吧？也不认可梁启超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总觉得这提法过于粗糙；至于“四大美女”、“四大名著”，以及更多的响亮口号，在我看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野蛮统计，可人们大多都奉之为金科玉律，极少有人能清醒地思考和辨析。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9）
（三十三）
在传销团伙中，与生活相关的口号都没什么人性，比如另外一个著名的“三多”：泪水多、汗水多、苦水多。“汗水多”是胡说，传销者大多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既不劳动也不锻炼，除了年轻小伙子的脚汗，别无出汗之处。泪水和苦水倒是真的，在团伙中待上几个月，基本上就和所有亲戚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当年的爱侣，此时的冤家；昔日的密友，今朝的仇敌，发短信没人回，打电话没人接，更别提理解和倾诉了，午夜梦回之时，传销者思此及彼，见残月如伤，寒星似泪，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就会做长夜嘤嘤之哭。此痛无人知，此恨无处诉，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第二天肿着眼皮醒来，还得强作积极，读《羊皮卷》，背《业务洽谈》，用弱不禁风的身体扛着重若千钧的梦，用屈原投江的心情抱着一戳就破的事业，此中孤愤不可言说，汉语中有个词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叫做“活该”。
同样没人性的还有“过三关”，面子关解释过了，另外两关是行动关和冷水关。行动关指的是真抓实干，不能只看着别人赚钱，心动就要行动，必须拉下面子、抛开良心，去蒙、去骗，掘地三尺也要把亲朋好友骗来。更残忍的是冷水关，我们体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哪怕地冻三尺，也只能用冷水洗衣服洗菜，女性月经期间也不例外。
上饶的冬天很冷，那水我试过，冰凉刺骨，我人老皮厚还扛得住，年轻人几乎个个手上都有冻疮，郑杰的十根手指全部冻肿，小琳更厉害，手指头全跟胡萝卜似的，颜色青黑，多处冻裂，右拇指靠近指甲处裂了一道筷子粗的伤口，深几见骨，四周的皮肉全冻成深红色，看了触目惊心。我们相处二十多天，我陪她买过三次冻伤药，可从来没见好转。她还勤快，总抢着干活，有次我站在旁边看她洗菜，水很冷，洗一会儿她就拿出手来哈气，我想帮忙，她不让，那时房间里有一副黄色的橡胶手套，我说那你把手套戴上吧，她摇头：“手套是洗衣服的，不能拿来洗菜。”不知什么时候把伤口划破了，菜叶上淋漓的血，我心中暴怒，低着嗓子骂她：“你傻呀，戴个手套能怎么了？怎么能这么死板？我告诉你，疼可是你自己的，没人替你疼！”她转身微笑，大声回答：“我这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值！”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0）
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始终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会使一个人如此麻木，又如此疯狂？
一九六一年，汉娜·阿伦特到耶路撒冷旁听了一场审判，受审者是著名的“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他是“二战”时屠杀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经他签署命令而屠杀了超过五百万人。汉娜·阿伦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狰狞恶棍，也不是特别聪明或在某方面独具才能，他极其平庸，既浅薄又无趣，正如阿伦特的辩护词中所言，艾希曼只是一个正常人，而且是“极度的、可怕的正常”，她把这称为“平庸之恶”。
平庸之为恶，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艾希曼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熟读康德，自称“一生都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只是不想判断，宁愿放弃良知与邪恶同行。和大多数人一样，他见惯了罪恶，就会对罪恶麻木不仁。杀第一个人时，他也许会胆战心寒，夜不能寐；杀到第一百个人，他就能安然入睡，只是心中还有些许愧疚；等杀到一万、一百万人，杀人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走路、睡觉和呼吸，人命在他眼里就像砧板上的肉，不再有任何意义。后来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他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不是犯罪机器的开动者，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齿轮，却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孽：五百万条鲜活的生命。
与艾希曼相比，那些洗过脑的传销者连平庸都算不上，艾希曼只是不愿意做出判断，而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