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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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远征大漠，还是远征西域，大秦首先要拿下河套地区，把东西两套，也就是河南和云中两地全部攻占。这两地距离咸阳太过遥远，而且路途艰险难行，所以当然有必要修建一条直通两地的“高速公路”。

宝鼎因此献策，“直道”路线起自咸阳，北上翻越子午岭、白于山、横山，与秦长城交汇，至河南境内，然后沿着秦长城东北而上，直达云中境内。这样一来，直道从咸阳到阴山脚下，全长大约两千余里，这基本上是咸阳到阴山的直线距离。

咸阳到子午岭南麓的云阳城有现成的驰道。

秦长城的北段就在西套的黑水口，就是黑水（大黑河）和大河的交汇之处。渡过大河就是云中的敕勒川，距离云中城大约百余里。云中现在控制在匈奴人手上，所以这条路暂时修到秦长城的北端黑水口就可以了。将来秦军攻占云中，咸阳可以通过两千里的直道，直接给大军供应粮草武器。

秦长城从黑水口到横山一段修建在河套的套内，基本上以草场、荒漠和丘陵地形为主。当年修长城的时候，就开辟了一条简易道路，否则长城怎么修？所以直道可以以此简易道路为基础修建，省时省力，而且又在长城以内，可以得到有效保护。

直道修建最关键的部分是翻越三座大山。

子午岭又叫桥山，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圣人条”。这个圣人就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最早就在桥山一带活动，披荆斩棘，开辟荒蛮，而其陵墓就坐落于子午岭东麓的桥山之中，故而此山又有“圣人条”之称。

过了子午岭北上就是白于山，过了白于山东北而行就是横山。秦长城的白于山、横山段就修建在这两座大山的分水岭或面河背山地带，其城垣或堑山成障，或下部堑山上部夯筑，雄伟迤逦，当时的工程量非常庞大，但正因为有了修长城的基础，有了简易山道，那么在此山道上修建宽大直道的工程量也就相对小一些。

这样一看，工程量最大的就是子午岭。

子午岭在长城以内，其东西分别是葫芦水和马莲水，这两河河谷就是连接河南和关中两地的要隘。后世北虏入侵，不是走葫芦水方向的延川道，就是走马莲水方向的马莲道，另外就是过六盘水取道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萧关。中土人在此三道抵御外虏，浴血厮杀，无数英雄儿女倒在了这片土地上。

直道要不要翻越子午岭？

走洛水，取道延川道，至上郡，同样可以抵达白于山，路程相差无几，而且工程量极小，只要在原来的驰道上稍加整缮即可。

既然如此，大秦修直道，为什么非要翻越子午岭，在崇山峻岭间挖山填谷，开辟大道？

看地图就知道了。河南之地的北虏若突破长城，必定走延川、马莲和萧关三道。萧关距离咸阳较远，而延川道的葫芦水河谷狭窄难行，唯有马莲道距离咸阳最近，而且河谷平坦，水草丰茂，是最好的攻击路线。

延川道和马莲河道是两条平行的河谷道，在子午岭的东西两侧，它们必须通过子午岭才能互相连接。子午岭上有沮源关　　、雕令关、午亭子、老爷岭等险隘，这些隘口就是连接两个河谷道的主要十字交叉口，是延川道和马莲道的咽喉要道，它们和两条河谷道就此形成了一个交通刚。

假如在子午岭开道，把这些隘口全部连在一起，那么“直道”既可以控制延川道和马莲道，成为京畿的屏障，又可以直接连通河套，把军队钱粮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北疆边陲。

这就是直道走子午岭的军事价值，对咸阳而言，它是屏障，对北疆边陲而言，它是生死线，如此一来，直道的战略地位无限放大。

宝鼎在信中说，修筑数千里的直道，劳民伤财，我们要么不修，要修就修一条关系到大秦百年、千年、万年基业的生死存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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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所献的直道大计，归结起来可以称之为北疆策略，就像西南策略中的核心就是南岭大渠一样，北疆策略的核心则是两千里直道。

宝鼎的北疆策略很宏大，败匈奴，征大漠，平河西，开西域，而这一切的宏图大业全部建立在两千里直道上。

修不修直道？要不要实施北疆策略？想不想在中土统一后北上征伐，开疆拓土？

秦王政根本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坚决修直道，马上修直道。

修此直道，牵扯到关中内史、北地郡、上郡、太原郡、雁门郡等很多地方郡县，需要征调大量徭役，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物资。据中枢估计，直道所经郡县如果同时开工，日日修筑，保守估计需要十年左右，这必定影响到统一大业和北疆的安危。

中枢大臣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一致反对。

　　　　　　　　第358章　“直道”背后的博弈

第358章　　“直道”背后的博弈

国事有轻重，有先后。当前统一大业为重，所以北部边疆的任务就是镇戍，就是固守疆土，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北部边疆的利益。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常识。

中枢之所以要修筑一条直达代北的直道，主要目的是镇戍代北，是控制代北。此策着眼的是现在，追求的是短期利益，小投资小回报，而武烈侯拿出来的北疆策略着眼的是未来，追求的是长期利益，是要为开疆拓土做准备，投资大，但预期的回报却无法确定，存在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

当初武烈侯为了拯救百万灾民，拿出了西南策略，这个策略也存在同样的风险，但南岭大渠的开凿局限在江南一个地方，武烈侯又巧妙的利用形势迫使楚国给予支援，再加上可以充分利用十八方镇的徭役，使得秦国还能始终维持这一工程的实施。

南岭大渠的主要功能是通航，如果不是因为险要的地形增加了开凿难度，这条不足百里长的大渠很快就能完工，所以它的投入和两千里长“直道”的投入根本没有可比性。

西南百越诸族的实力和大漠匈奴人的实力也没有可比性，大秦一旦修好南岭大渠，解决了南征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横扫西南还是有较大的把握，西南策略还是有完成的希望，而且这种希望就在眼前，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但北疆策略呢？河南匈奴人和河西大月氏人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目前铲除这道阻碍的希望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去远征大漠，甚至妄想着去西域开疆拓土了。

北疆策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两千里长的“直道”根本无法支撑这个梦想的实现，所以大臣们一致认为，北疆策略就是武烈侯为咸阳挖掘的一个陷阱，是对咸阳试图利用“直道”牢牢控制代北的一种反击。秦王政本想拿根绳子捆住武烈侯，谁知武烈侯气魄大，一剑劈开一道万丈沟壑，然后在万丈沟壑里堆满无数的财富和显赫的功业，接着他诱－惑秦王政，要么你我一起跳下去，要么你我就隔着沟壑而立，你不要束缚我，我也不会威胁你。

当然，除了秦王政的亲信大臣，其他大臣是不会去质疑武烈侯的北疆策略，更不会去挑拔秦王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嘴里说着从大局出发，从统一大业出发，公开反对修筑“直道”，实际上却是蓄意阻扰秦王政进一步加强对代北的控制，以便在武烈侯以武力推动“封国制”的时候，暗中推波助澜。

秦王政的坚持，是否就是上当中计了？

当然不是，秦王政是一代雄主，他的眼光不是局限在现在，而是通达将来。他已经在国策变革一事上妥协了，假如政局发展对咸阳宫不利，导致他无力阻止“封国制”的实施，那么他只能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封国制”，从而推动国策再一次变革，坚定不移地走上高度中央集权制的道路。

封国制是过渡政策，这是武烈侯在其国策变革方案中一再强调的，并将其以律法形势固定下来，以防止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武烈侯预测封国制要实施几十年，高度的中央集权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

秦王政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实现理想，同时他也担心封国制的弊端在未来的岁月里对王国形成重大危害，导致兄弟阋墙，诸侯争霸，王国分崩离析，所以他决心在自己死去之前结束“封国制”，把这一过渡政策的实施时间大大缩短，从而确保后世子孙可以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下牢牢控制中土，奠定大秦万世基业。

从这一理想出发，秦王政当然要修筑“直道”，要修建一条牢牢控制北疆边陲的路，这条路修好了，中央不但可以实际控制边陲几十万大军，还可以建立起一道阻御来自大漠北虏威胁的屏障，而这就是咸阳宫结束“封国制”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北疆策略是大秦的发展策略，是未来策略，是一种理想和抱负，其基础是中土的统一，所以现在可以束之高阁，但其核心部分的“直道”修筑却和北疆镇戍有直接关系，中枢无法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中枢部分大臣坚持原有策略，直道修筑路线从关中到晋中，再到代北，工程量不大，却可以起到控制代北的作用，但秦王政改变了主意，接受了武烈侯的意见，坚持把直道修筑路线改为从关中到北地，由北地连通代北。直道要么不修，要修就要修一条关系到大秦生死存亡的直道。

争论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武烈侯开始出面干涉了，他在给秦王政回书的同时，也给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给国尉麃公，给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冯去疾、少府王戊、内史公子成等公卿大臣各自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把自己的观点结合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利益等等，对未来局势做了一番详细的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直道”的修筑对大秦的未来是有利的，目前虽然困难重重，没有修筑这样一条宏伟“直道”的条件，但这个策略可以定下来，可以进行前期的论证、勘探和规划，等到中土统一了，条件具备了，再修也不迟。

武烈侯在给驷车庶长公子豹的信中还特意说到了一件事，中土统一前后，咸阳因为这场空前的胜利而陷入狂欢，君臣在权力和财富面前会有迷失之危，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失去目标和斗志，荒yin奢侈，大兴土木，甚至为了创建空前绝后的功业而穷兵黩武，最终搞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王国更是因此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远古有商纣，中有周幽王，近代有吴王夫差，但忠言逆耳，这种话现在说出来非常“刺耳”，君臣都不爱听，所以武烈侯也不敢“大嘴巴”自找没趣，只能放在肚子里冷眼旁观，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的权力不停地拿出发展策略，为大秦的前进指明方向，把大秦这驾飞驰的马车引向一条光明大道。

因此，修筑这样一条“直道”，虽然劳民伤财，但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有效扼制君臣在统一前后的迷失，阻扰他们穷奢极侈，把有限的财富消耗在修筑陵墓、宫殿、苑林等等这些对推动大秦发展毫无益处的生活享受上。既然大兴土木不可阻止，既然肯定要劳民伤财，那倒不如修直道，修长城，南征北伐，开疆拓土，如此一来，既能让大秦君臣在统一后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又能为大秦国力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驷车庶长公子豹看完这封信，颇有感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要思危，现在中土还没有统一，武烈侯就在考虑统一之后的事情了，老嬴家能出这么一位天才，大秦何愁不兴？

武烈侯之所以再给公子豹的信中说到这些事，是因为在他看来，大秦如果到了生死存亡之刻，最值得信任最值得依靠的还是宗室，还是血脉亲人。

老嬴家的生死存亡和大秦的生死存亡紧密一体，王国利益某种意义上就是君王和其血脉宗室的利益。在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必然，所以宗室对王国的忠诚度最高，而宗室为了维持这种利益，常常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士卿阶层就是他们的对手，就是和他们争夺王国权力和利益的对手。

士卿们热衷于追逐权利，为了权利不惜一切代价，他们的信仰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是孔圣人说的话，是这个时代士卿阶层的生存法则，忠诚对于他们而言还不如一坨狗屎。

大秦的统一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大碰撞的时代，统一之后中土只有一个王国一个君主，士卿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无限制缩小，他们失去了选择权，为了逐利他们就必须忠诚君王，而他们的灵魂深处则信奉“自由”，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放在中土就是诸侯争霸，就是诸子学术百家争鸣，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就是披着“仁义”外衣下的残暴和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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