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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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子扶苏与魏国宁陵君、韩国横阳君的谈判非常顺利。这两位都知道韩魏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秦齐楚三国宰割，为了生存，他们只有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挣扎，力图在与各方的周旋中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宁陵君公子咎和横阳君公子越一个赶赴齐军大营，一个去拜见项燕，哀求齐楚两国帮助他们复国。
项燕很快得到了寿春的答复。寿春害怕秦军主力返回中原，对东南战场的困局更是忧心如焚，所以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议和条件，要求项燕马上帮助横阳君公子越重建韩国，以最快速度与秦国重建盟约。
不管齐国怎么想，怎么做，楚国必须利用当前有利形势给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先把陈及其周边地区控制住，先把东南战事结束了，如此楚国这一仗的目的就达到了。假如因为贪婪拖延了时间，让齐国捷足先登，先与秦国签定了盟约，那形势对楚国就非常不利了，稍有不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但在中原战场一无所获，搞得不好连东南战场都要崩溃。
齐国太子安接到项燕书信，得知楚国已经决定帮助韩国复国，以陈及其周边地区为韩国国土，以横阳君公子越为韩国大王。现秦楚韩三国正在就韩国复国一事进行谈判，以项燕的估计，十天之后，就能让公子越称王，重建韩国了。
太子安勃然大怒。楚国和韩人竟然在秦国的威逼下，迅速背叛了合纵，导致齐国深陷危局。太子安不敢犹豫，马上下令大军撤到陶城。
太子安火速奏报临淄。从“大义”上来说，既然楚国兑现承诺，与秦国妥协，帮助韩人复国了，那么齐国也只能走这条路，但如此一来，齐军辛辛苦苦打了几个月，都给魏人打了，自己却一无所获。
咸阳采纳了武烈侯的中原策略。秦王政下令，授权中原，实施中原策略。
很快，中原急奏，与楚国达成议和约定，韩国马上复国。
这时候咸阳在韩王的决定权上产生了歧义，有一部分大臣极力要求由咸阳决定韩王的人选，确保大秦对韩国的控制。
正在争论的时候，武烈侯的奏章又到了。武烈侯建议秦王政马上下令结束东南战事，东南、江南军队即刻撤出九江，只待与楚国的盟约正式签定后，重启西南策略，继续开凿南岭大渠，务必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完成南岭大渠的开凿。
两三年后，不管北方战场如何，齐楚两国在获得短暂的修整后，肯定要撕毁盟约，再度攻打中原。重建韩魏对秦齐楚三国来说都是权宜之计，都是为了中原决战做准备。这场决战秦国赢了，则秦国统一中土，反之，则天下三分。
这份奏章把未来中土大势和中原局势的发展做了详尽的分析和预测，就此咸阳再无歧义。咸阳是否控制韩魏两国根本无足轻重，咸阳需要的是时间，是夯实统一基础的时间，只要秦军能在未来两三年内稳固了北方战局，几十万主力大军南下进入中原作战，那中土大势就被咸阳所牢牢控制。
秦王政书告武烈侯，希望他能在中原多待一段时间。中原策略的实施才刚刚开始，韩魏复国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五国之间的谈判是个艰难而冗长的过程，而最终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秦国在北方战场上的胜利，假如秦军在北方战场迟迟打不开局面，几十万秦军被拖在北方战场上动弹不得，必然影响到中原局势，齐楚韩魏四国看到有机可乘，必然中止谈判，再攻中原。
武烈侯的威慑力太大，在中原的威望很高，有他在中原坐镇，主导五国谈判，可以让北方战场赢得更多的时间。当然，这是咸阳冠冕堂皇的说辞，实际上还是担心武烈侯利用中原局势的波澜起伏，不断向咸阳施压，从而迫使咸阳在政治上不断做出让步。
宝鼎没有回复秦王政，他肯定要马上返回代北，这是他对代北人的承诺。
距离宝鼎离开中原的时间越来越近，但齐国的态度始终很强硬，太子安甚至拒绝与蒙武谈判，也拒绝与魏国宁陵君公子咎见面，这让公子扶苏和中原军政官长们焦虑不安，担心宝鼎离开中原后，中原策略的实施陷入停滞，局势再度陷入危机。
宝鼎全力推进韩国复国。韩人同样担心武烈侯离开中原后，复国无望，所以也是全力配合。楚国为了让秦军尽快撤出东南战场，也是不遗余力予以配合。武烈侯一走，谁敢保证咸阳不会翻脸，乘势在东南猛攻？
三方合力，秦军撤出陈，韩人进陈，横阳君称王，韩国复国。
魏人愤怒了。在复国的诱惑下，魏人再也忍耐不住了。宁陵君公子咎在秦国和楚国的支持下，毅然于睢阳称王，重建魏国。
临淄终于做出回应，命令太子安与秦国谈判。
齐人再兴霸业的雄心壮志一次次受挫，决策一次次失误，这让临淄在叹息运气不好的时候，心里也是非常憋屈。这次进占中原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齐军也是势如破竹，杀到了大梁城下，几乎把原魏国的国土尽数收入囊中，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武烈侯重返中原，抛出了一个重建韩魏的“诱饵”，结果让合纵瞬间分崩离析，齐国霸占中原的图谋功亏一篑。
对于楚国来说，以重建韩国来重建秦楚盟约，以控制韩国附庸来代替国土收复，既赢得了道义上的美名，又实际夺回了土地，还不费一兵一卒解了东南之危，这一仗可以说是打赢了，战果辉煌。但对于齐国来说，它要的是中原，是中土霸业，它无意与秦国结盟，更无意帮助魏人复国，他们辛辛苦苦打来的大好局面突然逆转，让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仗他们赢得了什么？一无所获，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自己打赢了，却灰溜溜的撤回长城，这心里的憋屈可想而知。
谈判开始了，武烈侯亲自与太子安谈判。
齐国议和的条件是：秦军撤出大梁，撤出原魏国国土。魏国在大梁重建，国土就是目前秦军尚能守住的大梁周边几十座城池。齐国攻占的东郡和砀郡大部土地，属齐国所有。
秦国议和的条件是，齐军撤回自己的国境，其攻占领土全部归还魏国，魏国的新国都是陶，魏国是秦齐两国的共同附庸国。
双方的条件悬殊太大。太子安拂袖而去，不谈了。
不谈就打，这很简单。
宝鼎书告项燕、韩王越、魏王咎，四国合纵，攻打齐国。
中原局势风云变幻，前一刻是齐楚韩魏合纵攻打秦国，这一刻却变成秦楚韩魏合纵攻打齐国，其变化之快之剧烈，让人瞠目结舌。
魏国为了复国，肯定要背弃齐国。没办法，虽然齐国在他们亡国之后，给予照顾和援助，但为了生存，魏国不得不与其反目成仇，转而与“仇人”联手打“恩人”。
韩国虽然复国了，但它若想生存下去，生存得更长久一点，它就必须依靠秦国，所以它同样要背弃齐国，背叛自己的“恩人”。
楚国当然知道秦人的心思，武烈侯不过是虚张声势，其目的就是逼迫齐国议和，狠狠打击齐国妄图称霸中原的野心。这符合楚国的利益。秦国称霸中原，齐楚就要合纵反击，同样的，如果齐国要称霸中原，秦楚就要连横反击了。谁也不能在中原称霸，那势必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存，所以韩魏要重建，要做为秦齐楚三个大国的缓冲和屏障，以便让三国在中原维持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
项燕亲自赶赴陶城拜会太子安。
项燕把中土大地图铺开，从中土大局开始分析，然后到今日中原形势，最后分析和预测未来。
“武烈侯和咸阳宫的矛盾天下皆知，这个矛盾直接影响到代北局势的发展。”项燕最后说道，“秦人在北方战场上有匈奴人和燕人两个强敌，而其内财赋严重不足，粮草武器难以支撑，另外代北的北虏诸种与秦军仇深似海，随时都有可能叛乱。这种局面下，秦人在北方战场上几乎没有胜算，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勉强维持。秦人在北方战场上坚持得越久，对其国力的损耗就越严重，而咸阳就越是舍不得放弃代北。如此恶性循环，秦国国力必定不堪重负，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中原唾手可得。”
项燕望着太子安，笑着问道，“你是愿意与一头杀气腾腾的猛虎作战，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等到这头老虎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了，再冲上去给它致命一击？”
第353章 白马教诲
第353章 白马教诲
在项燕的斡旋下，齐国太子安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了秦国的议和条件。
其实齐国临淄这时候停战议和的呼声也非常高涨。形势很明显，齐国已经失去攻占中原的最佳机会，中原局势已经被秦国武烈侯所逆转，韩魏复国已经成为事实，如其拒不议和成为众矢之的，遭到秦楚韩魏四国的攻击，倒不如顺应形势的发展，仿照楚国的做法，以魏国为附庸来达到间接占据中原土地的目的，以最小代价赢取最大利益。
秦齐楚三国各占中原一部分，中原三分，形成鼎立之势，这实际上正是齐楚合纵攻打中原的最终目的。齐国独霸中原那是绝无可能的事，秦国武烈侯正是看到了这一主导中原局势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一招“重建韩魏”便轻松逆转危局。
齐王建和临淄中枢在内外重压之下，只好暂时搁置扩展称霸的想法，撤回军队，耐心等待时机。
秦齐两国达成议和原则之后，整个中原局势就算基本稳定下来，战事全面停止，接下来就是秦齐楚三国对中原利益的瓜分，至于韩魏两国，不过是中原利益的一部分，他们是鱼肉，而不是刀俎，他们的命运决定于秦齐楚三国艰难而冗长的谈判。
宝鼎上奏咸阳，中原危机暂时化解，韩魏重建后，秦齐楚三国在中原形成鼎立之势，但这种鼎立之势能维持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秦国在北方战场上所取得的战绩，假如秦国在北方战场迟迟打不开局面，国力因此严重损耗，中原危机必定再度爆发，所以，他奏请咸阳，要求马上返回代北。
与此同时，河北王翦、冯毋择，代北羌廆、司马尚等军政官长，也纷纷上奏咸阳，催促武烈侯公子宝鼎速返北方战场。
秦王政考虑到大局，答应了宝鼎的奏请，允许他速返代北。
宝鼎辞别中原文武大员，北上返代。公子扶苏一直把宝鼎送到了白马津。
渡河之前，宝鼎与公子扶苏秉烛夜谈。
公子扶苏坚持要把宝鼎送到白马津，正是得到了其师傅淳于越的指点，目的是想与宝鼎做一番深谈，以便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宝鼎询问了扶苏的学业，聆听了扶苏在经世济国方面的一些想法。扶苏先是在咸阳“以吏为师”学“法治”，后来在中原接触到了西河学派“经世致用”和“法家政术”的思想，这两年则拜淳于越、伏生等大贤为师，学习儒家“礼治”。扶苏虽然还是弱冠少年，但无论是在治国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远远超越了同龄人，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中低级官吏，毕竟他处在权力的最高端，他所接触到的治国理论和亲身经历的政治博弈远非一般人可以想像。
宝鼎听出来淳于越的“师古”“礼治”对扶苏的影响较大，于是毫不客气地告诫扶苏，大秦的“法治”永远是治国根本，大秦百余年来的强大和今日走向统一，都是来自于“法治”的威力，大秦“法治”的根本绝对不能动摇。
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了“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是“法治”之大成，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中央集权制”都是大秦的基础国策。
当然，“法治”自有其弊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有其危害，而为了减少“法治”给王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做为统治者，要从儒、道、黄老、霸王等等诸子学派的治国理论中取长补短。
宝鼎根据今世所学和前世的历史知识，向扶苏阐述了自己对儒家“礼治”和黄老“无为”之学的理解，然后提出了“外儒内法”治国理论，在国策上则坚持“以法为核，以德为表”，辅以黄老之学、霸王之道。
“师古”本身没有错误，但要有选择性的“师古”，比如“周礼”的精髓可以学，但周朝的治国策略早已被历史所淘汰，我们就必须抛弃。“从今”也不是绝对正确，中土诸侯国变法，唯大秦坚持“法治”百余年，可见“法治”自有其利弊。
我们要取“法治”之利，改“法治”之弊，至于如何改，那不仅仅是大智慧的问题，还必须对治国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治国的本质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就是王国各阶层合理地占有权力和财富，以此来实现王国的稳定和推动王国的发展。
理解了治国的本质，知道了要合理分配权力和财富以便满足王国各阶层的需要，那么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如何制定和修改治国策略也就一目了然了，但人性贪婪，从君王到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