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3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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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和起自寒门的法家士卿们从君主和王国的利益出发，着眼于未来，坚持更为激进的“法治”道路，但公子宝鼎认为他们脱离了现实，忽视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落后，认为“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但无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惩罚。
宝鼎的国策变革理念得到了豪门贵族的拥护，而此策对寒门贵族，对那些已经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寒门士人同样有好处，但治国理念的不同让他们宁愿放弃这种个人私利，也要坚持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理想。
在他们眼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走的是“国强则民富”之路，大秦的强大已经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正确性。等到中土统一，王国更强了，社会稳定了，则“民”自然就会安居乐业并逐渐富裕，如此则实现理想中的“乐土”世界。
宝鼎和豪门贵族对此则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正确的治国理念是“民富则国强”，王国的国策要走“藏富于民”之路，“国”不能与“民”争利。这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齐国。齐国在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奉行的就是这一治国理念，结果齐国的“国”与“民”皆富。
秦国的国策变革是基于大一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中土进入“休养生息”时期的国策走向，由此咸阳就出现了两种变革思路，一个是坚持原有的国策，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让王国更加强大，由此带来“民”的富裕；一个也是坚持“法治”，但限制甚至变相地削弱中央集权制，主张先让“民”富起来，由“民”富而推动国强。
这两种变革思路归结到土地制度上，一个就是坚持土地“国”有，计口授田，确保耕者有其田，确保社会稳定和赋役的征缴；一个则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从而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秦在统一中土之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迅速增强了国力，但统一之后，整个中土都要发展，整个中土的局势都变了，国策必然要随之做出改变，那么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旧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计口授田制度的弊端必然无限放大，所以土地制度肯定要改，但如何改，何时改，怎么改，却直接关系到王国的兴衰存亡。
宝鼎在这个时候，在统一大势刚刚明朗的时候，在国策变革的思路尚未正式确立的时候，利用河北大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废，利用赵国灭亡后河北急需稳定的局势，利用大秦律法的空白和漏洞，变相地推行和实施土地私有化，将对咸阳政局发展和国策变革的走向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
王翦和王贲陷入沉思，楚系的杨端和和关东系的豪门贵族冯毋择也在深思。
公子扶苏以淳于越为师，在过去的两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在咸阳根本学不到的治国理念，而这些经世济国之道让公子扶苏认识到了大秦“法治”的不足之处，不过公子扶苏依旧稚嫩，他没有淳于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也没有公子宝鼎从前世带来的先进思想，所以他对咸阳的国策变革之争虽然极度关注，但无法辨别两种变革的利弊得失。
然而，公子扶苏崇拜自己的叔父公子宝鼎，而对自己的父王却不满。自己的父王拒绝立储，叔父却不惜代价要把自己推上储君之位，两相对比，公子扶苏自然喜欢和依赖这位年轻的叔父。这种崇拜和依赖影响了扶苏的判断力，很多时候他即使认同咸阳在某些政策上的坚持，但因为叔父的反对，他也就旗帜鲜明地跟着反对，而叔父所坚持的，他也坚决支持，不论这种坚持是对还是错。
扶苏看到王翦等人沉默不语，对叔父的决策犹豫不决，于是开口说话了，“今年河北到目前为止风调雨顺，但河北有大量荒废的土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河北有大量的饥民在等待赈济，这是为什么？饥民不回去耕地，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河北又谈何稳定？大饥荒如果延续下去，河北还要死多少人？河北饥民会不会发生暴*？河北迟迟不能稳定，不仅仅影响到代北和中原两地的局势，也影响到中土统一的进程。这些严重后果与土地买卖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
王翦等人已经习惯了公子扶苏在决策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公子扶苏的飞速进步让他们非常欣慰。能亲自培养和扶植一位未来帝国的君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荣耀，也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
王翦等人并无意反对公子宝鼎的决策，只是他们必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一番利益上的权衡，以便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如今未来的储君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土地买卖的支持，他们当然不能继续沉默。
“河北的机会很好。”王翦说道，“此事即便传到咸阳，咸阳也无力阻止，除非他们愿意承担河北崩溃后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接着他轻抚长须，问道，“代北呢？此策是否在代北推行？”
宝鼎摇头，眉头紧皱，目露忧色，“代北的事情非常复杂。中土统一后，代北的战略位置异常突出，未来南北战争的中心就是代北，代北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中土的安危，所以代北的事情必须以它的战略地位为基础进行全面规划，难度太大。”
代北的重要性在刚刚结束的军议上已经有了全面阐述，它是匈奴人入侵中土的第一突破口，也是中土人远征大漠的最佳出口。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里还是在未来的历史上，代北始终是南北战争的中心地带。
代北是边陲，荒凉而贫瘠，但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又不得不进行巨大投入，而这种投入只能靠中土富裕地区持续供给。然而，代北距离中原等地太过遥远，交通又极度不便，导致这种投入的规模非常庞大，对国力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这种国力的损害又必然会对富裕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必将拖垮整个国力，最终导致边陲守不住，国内矛盾更是异常尖锐，这时一阵“狂风暴雨”便可摧毁王国。
大秦的急速败亡和其“南征北伐”便存在直接关系。帝国为了实现南征北伐和巩固其所创造的战果，修筑了连接咸阳和九原的“直道”，还开凿了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然后通过直道和灵渠向南北边陲源源不断地运送粮草辎重，而帝国为此付出的耗费却远远超过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于是帝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接着便轰然倾覆。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阶段，因为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一致命要害。从大汉开始，历朝都以边陲地区的“垦荒屯田”来做为缓解这一致命要害的首选之策，而伴随“垦荒屯田”之策的就是“人口迁徙”。
宝鼎依照历史的成熟经验，决定在代北实施“屯田”之策，但今日代北人口少，而且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北虏诸种，若要屯田，就必须从中土腹地迁徙农耕人口到代北垦荒屯田。
垦荒屯田和人口迁徙对代北发展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而且这事看上去比较简单易行，但实际上它非常复杂，它牵扯到的不仅仅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北虏诸种和中土人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还牵涉到边陲镇戍、地方治理、赋税徭役等等直接与现行基础国策，包括官制、兵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深层次变革，而这种变革必然影响到当前咸阳政局的发展，导致权力核心层的博弈更为激烈和残酷。
宝鼎把自己的“代北策略”做了一番详尽的述说，把由此策略所造成的一系列利弊做了一番深入分析。
王翦等人凝神细听，对此策略大为赞许。他们对宝鼎的天纵之才已经“麻木”，现在甚至连叹服的念头都没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假如宝鼎拿不出策略来，他们反倒要大吃一惊了。
“如此说来，你打算长期待在代北？”王贲急切问道。宝鼎如果长期待在代北实施代北策略，那么本利益集团在与咸阳的对抗中必然落于下风，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宝鼎沉吟不语。
“武烈侯，你不能长期待在代北。”杨端和的口气也变得有些焦虑，“你在江南为西南策略的实施打下基础后便抽身而退了，此次也应当如此。”
“北疆和南疆的局面完全不一样，这两者对中土的重要性也无法相提并论。”宝鼎皱眉说道，“如果中原局势的发展不会影响到统一进程，我就打算在代北长期待下去。只有代北稳固了，中土才能赢得休养生息的时间，而这直接关系到大秦的未来。”
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有再说什么。宝鼎拿出来的“代北策略”目前并没有实施的条件，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还要修改和完善。不出意外的话，这一策略至少要到明年才会奏报咸阳，所以现在没必要过多商讨，只要知道宝鼎打算在代北干什么，河北目前必须做好那些事才有助于推进代北策略的实施就行了，这也是宝鼎在此刻详述代北策略的真正目的。
议题重新回到河北的恢复和稳定上，众人在诸多军政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后，随即由赵高和冯毋择共同拟写奏章。
王翦寻到一个与宝鼎独处的机会，悄悄询问他处置赵国君臣的意见。
赵国君臣肯定要送到咸阳，由秦王政和中枢全权处置。王翦之所以问，是因为他知道赵仪的真实身份，假如赵仪想保全几个亲人，现在是唯一的机会。宝鼎心领神会，对王翦非常感激。
“明天我让赵高跑一趟。”宝鼎冲着王翦躬身致谢，“善后的事，就麻烦上将军了。”
王翦笑着点点头，“武烈侯无须挂心。”
宝鼎迟疑了片刻，问道，“郭开好吗？”
王翦马上意识到武烈侯话里有话，他轻轻皱眉，说道，“郭开与大王，与武烈侯都有密约，所以……”
“杀了他。”宝鼎毫不犹豫地说道，“找个机会，让他死在赵人手上。”
王翦略感诧异。有必要杀郭开？这个人即便到了咸阳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难道大王还会遵守约定重用郭开？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你以为大王会用他？”
“以防万一。”宝鼎冷笑道，“这样的人假如跻身朝堂为上卿，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王翦不以为然地一笑置之。既然武烈侯要杀，那就杀吧，或许郭开知道武烈侯的什么秘密，所以才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咸阳。
中山大战的胜利让咸阳松了口气，虽然关东局势依旧严峻，但秦军终于从同时深陷三个战场的险境中摆脱了出来。
中山大战结束，咸阳所能调用的钱粮也基本告竭，但是，代北战场上秦军正与匈奴人激战正酣，而中原局势更是一天比一天紧张，齐国军队云集薛郡，中原大战一触即发，这令咸阳寝食不安，甚至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两线作战对秦国来说绝对是个灾难，而财赋的严重不足更是让这场灾难变得尤其可怕。
在咸阳看来，中原当然比代北重要，所以当咸阳宫接到中山大捷的消息后，马上做出了把中原主力调回中原战场的决定，然而，这个命令还没有送出去，武烈侯公子宝鼎和武成侯王翦就飞奏咸阳，要求把中原主力急调代北战场。
武烈侯和武成侯的理由非常充足，因为中山大战结束后，中土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代北的战略地位极其突出，能否守住代北直接关系到了大秦的统一进程。
武烈侯在奏章中详细阐述了代北的战略地位，并草绘了一张未来的北疆形势图。这张草图上最为醒目的就是三道血红色的箭头。凡是看到这血红箭头的人，都被其中所蕴含的暴虐杀气和强烈的危机感所震撼。
若要保住目前的中土局势，就要保住代北，而若要保住代北就要保全代北军，而代北军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则有助于保住代北，用得不好则可能导致代北丢失，所以秦军必须对代北军形成强大威慑，而这种威慑力来自于代北战场上秦军的绝对数量，所以中原主力大军必须转战代北。
秦王政和中枢大臣们经过数日商讨，最终认同代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接受了公子宝鼎的奏请，允许其带着中原主力火速赶赴代北战场。
秦王政在令书中要求公子宝鼎不惜一切代价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击败匈奴人，夺回雁门，重新稳住代北局势，从而给秦军腾出手来支援中原赢得足够时间。
事实上这一命令不现实，就算咸阳现在还有钱粮调送到代北战场，但因为代北距离关中太过遥远，粮食在运送途中的消耗就已经超过了最终运抵目的地的粮食数量，所以指望代北战场上近三十万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