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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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3—277页）　
　　说这是一篇叙述性的文章，莫若说是以事件为依托写的杂感性的文章更为恰当。这一时期，鲁迅的文章，大体说来都是杂感。所以不多写叙述性文章，也是因为他还有别一种手段，那就是写小说。许多叙述性的材料，稍加改造或虚构，写成小说了。　
　　从这类杂感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文风的一大特质，就是深厚的古文功底，娴熟的古文笔法。其表现，一为多用古语，多用单字；二为其文句多是由古文骨架衍化而来。　
　　鲁迅的这一文风特质，世人多有论述。孙伏园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里说过：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　
　　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这副联语，换成白话说就是：思想来自托尼，文章师法魏晋。也可说成：托尼式的思想，魏晋式的文章。意思都差不了多少。思想不说了，单说文章。鲁迅是如何受了魏晋文章影响的，孙伏园的看法是：　　　
　　鲁迅的文风（2）　　　
　　鲁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在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三卷第700页）研究什么就受什么的影响，这说法是简单了点，却很直接。应当说，总是他的心性里，有与魏晋时期的文风相契合的东西，才会喜欢上魏晋时期的人物，也才会喜欢上魏晋时期的文章。喜欢才会研究，研究了更加喜欢，一来二去，积久成习，笔下便带上了魏晋人的风致。孙伏园的话，直白地说，就是鲁迅的古文底子是很好的，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典雅、最见性情的那种古文的底子。　
　　曹聚仁谈到这一点时，是把周氏兄弟一起说的。他认为：周氏兄弟，他们对于中国古书古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修炼成仙，吐纳天地之精华，脱抬换骨的了。鲁迅的文章，从庄子楚辞中来，但他是消化了诸子百家的文辞，并不为屈原庄周所拘束，所以他并不要青年们步他的后尘。（《鲁迅评传》第244页）具体地说，他是怎样多用古语、单字，其文句又是怎样一种古文骨架呢，从上面征引的段落中挑选一些词句细细分析不是难事，只怕别人不会服气。还是引述名家的高见吧。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对鲁迅的行文特征有绝妙的辨析，他是赞扬的，这赞扬中也就包含了鲁迅行文的这一特质。　
　　李氏说，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地一提，仿佛放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游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却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接下来，李氏自问自答：他用什么扩张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竟”，“不过”，“譬如”……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鲁迅批判》第132页）这是从好的一面说的，从另一面说，就是多用古文句式了。接下来，李长之还举了三段文章做例子，是从收在《华盖集续编》里的《记“发薪”》中选出来的，就是从“然而那是盛世的事”到“而且便是空牢骚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那三段文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找见看看。李氏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卓识，所找的例子不免是刻意的寻求。读者会说这是特例，或者说是例外。且从前面所引的《记念刘和珍君》的几段文字中选几句，看看这多用古文辞，多用古文句式，是不是鲁迅行文的一个特点。　
　　“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一句中，“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就是典型的古文句式。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一句中，“然而”可证上面李长之的说法不谬；“以……仅使……”是古文句式。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只要多吟咏两遍，就能体味出其中的古文的调子了。　
　　最能说明鲁迅这一行文特质的，该是《记念刘和珍君》中，前面没有引用的这样一段文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5页）且将其中的实词剔去，只剩下骨架，看看它的本相：但……竟至于……向来……然而……也……竟……况　且……更何至于……　
　　这样的分析，绝没有贬斥的意思，只是要探讨鲁迅文风的本质特征，给世人一个交待，还鲁迅一个公道。文章是好文章，只是想说，这样的好文章，它好的地方，不在别处，而在这种古文辞的随意的镶嵌，这种古文句式的娴熟的周转。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像《记念刘和珍君》这样的文章，是由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转化途中的产物，文言文的痕迹是很显著的。这样的文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说鲁迅是一位白话文大师，莫若说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更恰当些。　
　　仅以一篇半叙述半杂感式的文章，来评价鲁迅这一时期的文风，显然是不公道的。谁都知道，鲁迅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绩不是杂感，而是他的那些短篇小说。要选也要选最好的。李长之是位长于艺术分析的评论家，在《鲁迅批判》中说，“倘若让我只举最完整的创作的话，则我觉得这一共二十五篇创作的两个结集里，有八篇东西是我愿意指出来的”。他说的八篇，是指《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和《离婚》。又说，到了完整的艺术，就是不能再分高下了。　　　
　　鲁迅的文风（3）　　　
　　那么还是选择《风波》吧。对它的艺术的分析，仍以李长之的话为凭据。李氏说，《风波》以从容胜，看了让人觉得作者有千钧的力量似的，却只小试身手，看他能扛鼎吧，但却只踢一踢毽子。《风波》的技巧，可说是不苟。当人物到了全出场的时候，作者对任何一个人物并不冷淡，使她或他都恰如其分地在那里表现各自的性格。说到这里，李氏抄录了《风波》中的几段文字：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斤嫂，算了罢。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七斤嫂没有听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胡涂的话么？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扑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了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连说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了，大声说，“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72—473页）　
　　之后是这样的评价：这么绰有余裕的笔墨，在不苟之外，又“以从容胜”。　
　　《风波》写的是一个农民在共和告成后，剪去辫子，不久传言皇上又坐了龙廷，于是在这个村庄里便起了一场风波，后来又传来消息，说这传言是假的，于是这风波很快就过去了。它的本事，不用说，是张勋扶助溥仪复辟的那场短暂的历史闹剧。这事是鲁迅在北京经过的，农村会有怎样的反应，就是没有见过，也不难想像。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先有了“主题”，然后借助想像完成的。这一类的小说，占了鲁迅为数不多的小说的大半。研究者认为思想性强，社会批判力度大的作品，大多属于此类。比如《狂人日记》、《药》、《一件小事》、《阿Q正传》、《端午节》、《肥皂》、《示众》、《离婚》等。这样说，并不否认其中有些仍是优秀之作，比如《阿Q正传》，因为用笔的轻慢，心态的平和，那样大的历史变局，却以风趣幽默的笔致出之，反而成了鲁迅小说作品中的一个异数，成为他最获好评的作品。　
　　撇开思想性不谈，仅从艺术性上说（我是这样说了，但我从来是反对这种分析办法的，因为两者是不可剥离的，这里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情绪，我不想走得太远），鲁迅小说的缺陷主要有两点。　
　　一是主题的直露。这种直露，不能完全归诸前面提到的主题先行。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主题和材料是互相发明，互相借重的。主题调动了生活积累，生活积累加深了主题的挖掘，只要最后成为浑然天成的作品，谁也不能再多说什么。而主题的直露就不同了，无论再充足的理由，都不能说那种论证式的、说教式的小说，是真正的艺术品。比如《狂人日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这句话：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就是在当年，这也不是什么超卓的识见。理教杀人，理教吃人，明清以来具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们，早就有这样的认知，早就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在这里，不过将它极而言之，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罢了。　
　　二是语言的瘦劲，或者说是瘦筋。瘦劲这个词，不知别人用过没有，若没有，且算做我的发明。它的意义，可说是瘦而劲，瘦削而有劲。从反面说就是不饱满，不滋润。在鲁迅的小说里，你很难找到一处感情饱满，描写细致，意象丰盈的段落。他的那些社会批判意识强的作品，说是小说，毋宁说是文章，借助人物形象写成的社会杂感文章。这种写法，决定了他对笔下的人与事，总是寥寥几笔，达意即止。不可能做精心的刻画，也不可能做细腻的描述。他的感情是外在的，也就达不到人物的肺腑，也就写不到事情的肌理。　
　　有几篇确也不错的写世俗生活的小说，比如《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从体裁上说，更像是散文而不像是小说。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