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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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股树汁味，草浆味向我们扑来。孙洪才不时告诉我，这是榛子树，果实如松籽，味香；那是都柿，果实如葡萄，味酸甜；还有黄波里，树皮柔软，最适合做镰刀的把；黑桦，木质坚恝，是做雪爬犁的好材……
我们要砍的柴禾是一种叫“玻璃壳子”的树，约二三米高。
这种树很怪，根部与树干之间就像人的关节一样，只要用斧背在其关节处一敲，树就倒了。
掌握了技巧，我提着斧子，轻松地放倒了一排排的“玻璃壳子”。
森林里的地，铺着厚厚的草和叶的腐殖物，走在上面十分松软舒服，只是蚊子苍蝇太多，闻到我们身上的汗水味，蜂拥而上。
不大一会儿，我们就砍够了一车，但露在衣服外面的手和脸也让蚊子叮了好多大包。
下山，碰上了倒霉的事：车厢陷了，左后轮深深地陷在泥土里。
拖拉机开足马力，把地下的腐叶草根都翻了起来，连底下的黑土也带了出来，黑得像墨一样。可是车厢依然纹丝不动。
我们只好把已经装上车的柴禾全部卸下。
拖拉机转到车厢的后边，使足马力，把它从泥浆里拖了上来。
车陷处冒出一股水，浸透了四周草皮，草皮下难道是条河流？
孙洪才告诉我们，这叫塔头甸子。
塔头，是沼泽地里各种苔草的根，死了之后再生长、再腐烂、再生长，周而复始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最后和泥浆一起凝结在了水面上，形成一种高出水面的草墩，老乡也叫它塔头墩子。
塔头墩子下的水有深有浅，深的能把人淹死。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就这样牺牲了不少人。
我和蔡景行听了，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把卸下的柴禾再装上车，绕路而归。
我和孙洪才坐在车顶高高的柴禾堆上，谈起队里这些天发生的事。他说：“农村就这样，你一帮我一帮的，谁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听得出他对杜义田这帮人很反感，但又无可奈何。
他问我：“你是属于哪个山头的？”
我说：“我没有山头。”
他说：“噢，那你就是中间派。”
怎么解释呢？其实，我连中间派都不是。
**初期看到过红卫兵和造反派帮派繁杂、山头林立，后来又看到父母的被打被关，我认为任何帮派山头都是乌合之众。但愿我今后永远也不要滑进什么山头的土堆子里去。那是个坟头，谁钻进去，那就是自己埋葬自己。即使为了“自卫”，我也不需要去搞什么帮派山头。
太阳西斜，返回的拖拉机一路下坡。回首西望，天边的积云，好像一块块饼似地停留在山头动也不动。青山连绵，由绿变灰，由灰转蓝。而东边的山脚下，依稀可见远处的黑龙江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飘荡在雾气之中。
正文 16、团支部改组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1584
夏。鸟儿叫醒了我，我来到江边洗漱。
江水凝固了，没有一丝波纹。初升的太阳在江面上涂了一层水银，黑龙江像嵌在两岸之间的一条反光镜。岸上的树林和我们的清真寺全翻了个个儿，掉进了大江，连太阳自己也掉进去了。天上和江心有两个太阳，把我的身影也分成两个，投在背后的江滩上，一短一长，一浓一淡。
我小心翼翼地把脚伸进水银似的江中，但是，偌大的镜面还是被我打碎了。一圈圈半圆的波纹在水面上荡开去，树林，回到了岸上；太阳，回到了蓝天；我，依然只剩下一个身影。
荡开的波纹，抛给我一团团金光，闪着我的眼睛。然后，又把这金光晃向树梢晃向蓝天……整个世界都跳跃着这江波的光环。
我似乎踏进了奇妙的仙境。
知青点的院子里，堆起了高高的煤堆、堆起了高高的柴禾堆，我回大田里铲地了。
早上还好好的天，上工的路上却突然下起暴雨，我和施卫疆躲进一老乡家暂避。
施卫疆见没有其他人在，就对我说：“这两天一直想跟你谈谈心，也没机，但不谈呢，心里很难受。”
什么事呢？二斤油的事。
原来，刚下乡时，他和昊宇、吴茂财三人很要好。吴茂财从上海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想到老乡家里烧了吃，可是烧这些东西要油，哪来油呢？
施卫疆是老知青负责人，昊宇有做食堂的便利，他们就拿了食堂二斤油。
这已经是上一年，新知青还没来前发生的事，照理，早就过去了。
可是现在，吴茂财却老拿这事来要挟施卫疆和昊宇。
吴茂财不断地向做食堂的昊宇要食堂的东西。
昊宇不愿意，他就把眼睛一瞪：”不要装好人，忘记那二斤油啦？”
施卫疆知道后，就批评吴茂财。
吴茂财把眼睛一瞪说：“你也吃过，也有短处。”
弄得两个人相当尴尬，放任吴茂财吧，对不起50多名知青；可那二斤油就像两座大山，压得施卫疆和昊宇说不出话来。
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施卫疆决定放下包袱，和知青点班子几个人谈谈。
我听后对施卫疆说：“我是个讲义气的人，一旦在是非面前涉及到朋友感情，我都不一定能做到像你这样。不管怎么说，二斤油是小事，大不了再还回去；但能够从困境中跳出来，不丢失做人的准则才是大事。”
施卫疆说，现在说出来，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就像跳出了泥潭，不用再受人控制了。
我也感慨地说：“下乡前，自己还曾经因为没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南方插队而难过，现在省悟到：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未必是件好事。”
晚上，工作组召开社员大会，到会的还有公社人保部的人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
会上，杜义田和曹士英几个本地青年进来后，往会议室后面的麻袋垛上一躺，跟谁也不搭话。贫协主任刘承新、副队长老吴还有老牛等一些老农进来时，也都一脸的严肃。
好像他们都知道要开什么会。
我这一阵只管知青点生活上的事，和社员交流少了许多，对生产队的最新动态不太清楚。
知青之中，除邵子昂外，也大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队长孙洪才进来，想问问他，他冷淡而麻木地对我说：“冷静，冷静，不要跟着冲动。”
会上宣布团支部改组调整，暂停杜义田团支书、、曹士英团支委的工作，由邵子昂担任团支书、施卫疆担任团支委。
我对占了队里青年四分之三的上海知青进入团支委并不奇怪，只是奇怪队长孙洪才一直是杜义田、曹士英等攻击的对象，如今，他们被处理，孙洪才为何偏要装出一副与已无关的样子呢？
正文 17、内部分裂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1707
老乡说，最怕的就是春旱秋涝。
今年就是这样，春天因为两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小麦、苞米都长得不好，只有黄豆还算可以。
现在，眼看转入小麦收割季节，却偏偏下起了连绵雨。
三天之后，天才开始放晴。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康拜因启动了。
康拜因，是俄语。东北人的日常用语中有许多这种舶来语。比如，小船叫“威吾”，铅桶叫“维得罗”，脱谷机叫“马绳”，谷物联合收割机，就叫“康拜因”了。
我爬上车架，负责在康拜因的出粮口灌装麻袋。
康拜因把一片片麦子割下送进它的大嘴里，从侧面的小口子里流出了小麦粒，从屁股后面抛出了成堆的麦秸。空气中弥漫着麦秸的甜味、野草的香味，康拜因前进时搅起的泥尘，一会儿就把我们变成了“土人”。
杜义田、曹士英被处理后，队里风气也随之一变。
被处理的他们及同伙，就像土豆霜蔫一样，根根块块的都在地下，尽管他们私下里走动得更多，但表面上不再咄咄逼人地狂傲叫喊。
不过，老实的农民怕以后形势一变，有人秋后算账，也因此有点胆怯。
常言道：“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老乡很认这个理。
孙洪才的老爸，一个劲地劝儿子别再当队长了：“以后工作组拍拍屁股走了，你呢？他们要一直和你闹矛盾的。”
所以，在后来听取杜义田检查的社员大会上，孙洪才谈了两点：
一、要杜义田不要专找主观原因，也去找找客观原因，是否由于别人的工作方法不好，影响了他犯错误。
二、相信杜义田不是故意反抗大队领导、不是有意反对小队领导的，这是一场误会。
那次会议结束后，邵子昂就对我说：“好像隐隐觉得斗争有了很大的阻力――我们自己内部的分裂。当然，这也是必然的规律。”他是指我们与我们过去支持的孙洪才之间
这是什么必然的规律呢？
对于才17岁的我来讲，这些都太复杂了。
我只是发觉，队长孙洪才这些天故意不接触我们，但他又不得不依靠上海知青来维持正常的生产。
小麦打场是24小时分班的，他叫不动别人，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把活儿都派给了知青。光我，就连轴干48个小时了。
杜义田虽然变得沉默寡言，却得意地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些天队长尽安排我轻活干，还表扬我。”说完，他冷笑。
那天晚上，我晕晕沉沉地下班，在知青食堂，饭刚吃到一半，天空一个劈雷，就哗哗地下起暴雨来。
副队长老吴冲到青年点大叫：“快去抢晒麦场上的小麦呀！”
知青把饭碗一放，就往队部的场院快跑。
晒麦场上，扛草的扛草，背麻袋的背麻袋，也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大雨中，我蹲下，示意那个往麻袋里灌小麦的人，给我背一个。他把一袋小麦放在我的肩上，用开玩笑的方式对我说：“这回上海知青可把本地青年整得痛快了！”
我一听话音就知道是孙洪才。
抢小麦要紧，我没功夫与他论理。
在闪着电光的暴雨中，在来回穿梭的人流中，我突然明白了他这句话的含意：工作组进行的这次团支部改组是上海知青整了本地青年。
其实，知青只不过是支持了贫下中农和以他为代表的弱小本地青年，帮助他们挽回了在生产队主体地位。现在，被帮助过的他，因为害怕矛盾，想把本来处于队里政治斗争边缘的上海知青拉进是非中心成为矛盾主角，然后自己想闪到一边去好金蝉脱壳！
小麦抢完了，场院里三堆小麦就被草和麻袋捂得严严实实。人们舒了一口气，看看身上，又湿又脏。
我不顾身上的水和泥，找到孙洪才，问他：“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实在不相信平时一向很佩服的这位队长会有这番心思。
孙洪才说：“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
他全都否认了。
正文 18、知青之歌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2819
夏天农忙，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
早上三点，早饭没吃就去苞米地拔穗，天很冷，露水浸湿了全身，水从大腿一直流到鞋里。7点收了早工，踩着灌满了露水的胶鞋，一路上一步一声““咯叽”地走在回青年点的公路上。
路上碰到了工作组，他们要撤了，临走前要找我谈一次话。
他们先是说了一些我好的话，对我的批评是这样的：“行动迟纯，不迅速，不干脆。性格像个老绵羊，不朝气，不敢闯。”
我真的变了？好像已经不再是父母口中唠叨的“鲁莽和粗心”之人了。
我多少有点为此高兴。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事实证明，性格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相信性格的变化是在巨大的外在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促进我变化的外在条件是什么呢？
我想起造反派当着我们孩子的面，抽打父母；想起父母就在这一天同时被造反派抓走“隔离审查”，抛下我们五个8到15岁的孩子；想起了居委干部，一个平时看到我父母点头哈腰的女人，用手指着我和弟妹，凶狠地说：“以后不准乱说乱动！”……
下乡前最后一个月，爸爸单位有人到家里送生活费：32。12元。
我到现在都无法想像，他们是怎么把零头0。12算出来的？
妈妈单位里也只发给我们44元，加起来76。12元，这点钱是爷爷和我们兄妹共6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非常着急，因为我要下乡去黑龙江了。我无法从这点生活费中再省出钱来，去为下乡作准备。
我问送生活费的人：“为什么爸爸作为五七战士了，还只发生活费？”
他回答：“不清楚，我只负责送，其它是不过问的。”
我决定到爸爸的单位里去问问，才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