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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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Submarine Sandwich），您如何看科举存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学泰：虽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但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在宋朝，全凭试卷说话。唐朝科举有点像文革时期选工农兵大学生，是试卷与推荐相结合，能否中进士，取决于在长安的声望，而声望的形成有赖于豪贵名流的推举。如顾况之于白居易，玉真公主之于王维，这些人除了有好成绩外，还得有人推荐。但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誊录、糊名、回避、锁院等制度的设立，考生基本上凭考卷定去取。三代内没有做官的考生占到了40％以上，打破了贵官豪门对仕途的垄断。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庙堂占据优势的时候，它必然形成一个无形的文人集团与皇权抗立。宋代皇帝有“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明确意识，宋代士人有派别，但不互相杀戮，士人与朝廷合作较好。
中国传统的权力转移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血缘传给后代，这实行了三千多年；二是打天下坐天下，这实行了二千一百多年；三是通过科举这样的选拔制度完成“小权力”的转移。科举制度设置聪明之处在于，它通过选拔很少人进入统治集团（基本上是千分之一），就能调动全国文士一生围绕科举转，而不作他想。它的作用是突出皇权，运用制度化的方法不断地淘汰重臣、功臣、大臣，提拔小臣。同时，又能给皇帝选贤任能的美号。科举制度成功使得小权力和平转移，不必以屠戮大臣为代价。
熊培云：如何看待文人修齐治平、匡扶天下的理想？
王学泰：由于儒家的教诲与陶冶，士人长期分不清楚自己做官（包括后来的“闹革命”）究竟是为了荣华富贵，还是为了“兼济天下”？我认为这里既有幻想，也有利益。近百年来知识界卷入革命如此之深，而且是前赴后继，一个接着一个，与知识分子的“失职不平”密切相关，而这么多人“失职不平”又与科举制度废除密切相关。科举制度结束后引进了现代学校制度，这是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毕业生。这种生产方式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规模，导致了成批毕业生出来以后无业可就。而知识人的习惯是“做官或说管理公共事务”，于是许多大知识分子奔走豪门，或作军阀的幕僚，小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则走了另一条非常之路。所以说，1905年是关键之年，它废除了科举科考做官的时代，实际上也造成了知识分子革命的时代。
熊培云：难怪黄仁宇先生会感慨，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话语体系与社会转塑】
熊培云：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准确说，现在的博弈更多也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上下之争，而非左右之争。以您的经历，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学泰：不可否认，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是个有政府没社会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个单位或生产队。它们都是准政府，具有政府职能。语录也说“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农村、单位、工厂、学校”，这个单位或生产队与宗法网络有些相似，对于个体实施既保护又控制政策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准政府”解体了。
为什么没有社会呢？因为建立社会主义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造，很多是以强力或以强力为后盾的行政力量推行开的，待每个领域的改造完成后，这个行政强力就遗留了下来，把本来是社会的东西也变成行政层级的了，于是一级管一级，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现在的进步就在于行政层级管理模式随着单位的解体逐渐退出，一个以横向结合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改革开放后，且不说各种体制经济组织的发展成长，许多以横向联系的网络关系也在形成。
熊培云：这方面，我想除了以横向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得到发展之外，社会话语体系也有了充分的发育。
王学泰：是这样的。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婚礼，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舍妹与某某成婚”。结婚成家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入侵社会。老百姓离开官方话语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可是竟落得除了报纸上官员教给我们那点话外，没有自己的语言了。时至今日，中国不只有官方话语体系，而是有各式各样的话语体系，而且相互影响。除了新华社、中央台的官方话语外，还有大众话语，有代表八○后、九○后的年轻人话语，此外，还有网络话语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体系。
熊培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会的开放，现在大家不但可以“公开地窃窃私语”，可以“做三个俯卧撑”，与此同时，社会话语也开始改变官方话语，应该说这也是社会进步之希望所在。
王学泰：是啊，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冷西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媒体”一词，说“媒体”是“党的喉舌”，用这个没有阶级性的词会混淆和弱化报刊的党性。结果现在呢？北京广播学院都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了。这就是社会进步。过去不能随便谈爱，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阶级的人性。现在呢，也不一样了。我说秦晖就特别会发明词，他的“黄宗羲定律”便被官方文件采用，同样的情况还有吴思和他的“潜规则”。
熊培云：转型社会，实际上开启了一个不断开放的旅程。要有制度的开放，就必须有思想与行动上的开放。这就意味着社会应该打破不合时宜的自律，不断创造与重新组织自己的语言，从精神上首先解放自己。这也是我说当下中国“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的原因。几个月前，官方也再次强调了要“思想解放”，有的官员甚至主张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鼓励社会创造，允许社会犯镨误。
王学泰：我常说，争取社会的自由，就像是站在橡皮筋圆圈里面。如果你站在中间，离橡皮筋远远的，你不知道空间有多大，这时候就得不断地靠近皮筋去撑大它。回头看中国的社会空间，显然也是大家不断试验的结果。就“表达权”这个概念而言，过去把它等同于古代进谏纳谏，意思是说进言本来是为当局好，反而受到惩处。显然这种论说本身就是从皇权专制出发的。其实，表达权的说法确立了在言说领域人的价值。作为人，他需要表达，大而言之关系到人权，小而言之关系到一个人的幸福感。对于那些不断拓展舆论空间的人，我也是心怀感激的。当然，一切试验也只是权宜之计，最重要的还是建立制度，有章可循。
【从“有点精神”到“有点精神病”】
熊培云：您上面提到儒家理想有其局限性，有时候甚至也只是一种空想。历史上的游民起义，也常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帜，水浒传里的“替天行道”大家也并不陌生。但是，回顾历史，许多“替天行道”的“义举”，发展到最后可能还是难免落个强奸民意、“替天行房”的结局。“替天行道”有何玄机？为何得此命运？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我谈到，“替天行道”这一口号具有临界性，被统治者把它看成反抗的旗帜，统治者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广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主要是游民于其他阶层的边缘分子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使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向皇权进行投降，接受招安。“替天行道”是一个进可取，退可守的口号。关于这一点，尤其在《水浒传》里有较多的体现。
其实，无论是统治守成，还是想取而代之，凡是有活力的人都有改善现实的追求，推至群体就形成社会理想。儒家讲“大同”设立了一个理想的前途，但历代儒者并不把它当成追求实现的目标，大多只追求小康。大同只是批判社会现实，张扬人类幸福理想的标尺，我想这是聪明的。只有康有为那样的妄人才写《大同书》，真的要建立大同社会。如果他真有机会勉强实施，一定会走向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
熊培云：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曾经谈到过类似的观点。
王学泰：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是个永恒的问题。然而社会的利弊往往是人性中的善恶引伸出来的。只要人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十全十美的社会也不可能出现。遥想五十年前，我们曾想一鼓作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仿佛得了魔怔，做出许多正常人想象不出的事情。前两年，和邵燕祥先生聊天，谈到“三面红旗”我曾说，企望“有点精神”，结果变成“有点精神病”。邵先生填了一首《蝶恋花》（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颇能展现当时的现实。我与陈四益先生各和一首。黄一龙先生就此写了篇《我们都曾“有点精神病”》发表在《同舟共进》上。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标准社会。大家争着挤进天堂，挤进去的可能是地狱。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
儒家、孔子成了当代的大众话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是从孔子开始才逐渐彰显了人类的“同类意识”。然而孔子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忽略了个体价值。儒家将天、地、人并称“三才”，但是这里只有人类，而个体往往会埋没在整体之中。什么是先进文化？首先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弘扬。我想，这个问题在欧洲早就解决了。周作人说过：西洋在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与此相比，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还在争论该不该有人道主义的问题。有人把人道主义视为修正主义思想基础，要严加杜绝。
在思想史上，儒家还是奉献了许多好东西的。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庸。中庸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以恰到好处为宜。犯精神病、走极端却是最简单、最容易做到的。另外孔子强调仁爱、忠恕等观念确比前代有所进步，也比只知有统治者忽视普通百姓的法家更人性化一些。皇权专制社会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给中国历史涂上了许多亮色。如果两千年都是法家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更黑暗。
其实，当前解决中国问题，不需要特别深奥的道理。我们常常与常识作战。几十年中我们做的一些蠢事，恰恰是追求深奥得来的。我们曾经有过“精神病”的时代，这已经过去了快五十年，可以作为反面材料进入我们的病历。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头脑发烧，通体发热时就要检查一下会不会现在不太明显了，但是隐性的“精神病”还是有的。
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反思法国“五月风暴”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冲击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了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而这一切，事先似乎毫无征兆。政治观察家们认为不可能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爆发了，而且这一次又是在巴黎。
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这是人们关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这场“革命”有何意义，那个五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四十年来，即便是当年亲历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抵评与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要么现在死，要么永远不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五十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货币坚挺，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5％上下。国家结束了殖民战争，并且扭转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的局面，农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同样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与此同时，马尔罗、加缪、萨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达尔的电影叙事等等焕发张力，一切有关人的意义的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