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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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关于这一点，黄建新在其执导的影片《求求你，表扬我》中亦有所演绎：儿子名叫杨红旗，四十多岁都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而他的父亲则当了一辈子劳模、拿了几面墙的奖状。父亲生前唯一的愿望是儿子也能拿上一张。由于没有拿过一张奖状，儿子也自觉没出息。为此，跑到当地的一家报社不厌其烦地给记者讲自己如何解救一名险被强奸的女大学生的事迹，希望得到表扬。然而，人们并不相信他，甚至把他当做了精神病人。而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破，奖状成了他生活的主角。
应该说，渴望受表扬、拿奖状、上光荣榜或金榜题名，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个人如果将自己一生的意义评判完全交付给他人，它同时意味着主体意识的沦陷。久而久之，人们所谓“无私奉献”或“积极上进”，亦不过是“自我淘空”与“自我放逐”的代名词，原本强健的人因此变得虚弱不堪。否则，你很难理解，一个曾经奋发有为的青年，会因为“落榜”“得不到表扬”而自我否认。事实上，无论榜上有无他的名字，都不能真正增减他丝毫聪明才智。更有甚者，像电影《铁十字勋章》里的德国军官，他之所以上前线杀敌人、杀战友，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胸口上能别一枚勋章。
自古以来，榜样及其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被高歌。然而，榜样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譬如说古人为了维护男权社会的“贞洁政治”，于是把某些贞烈或守活寡的女人立为榜样。但是，在人心开放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不过是通过一种表扬的方式惩罚一个人，给一个活生生的人“盖棺定论”，使之成为远离其真实生活的“符号的奴仆”。显然，这种牺牲个人真实幸福以谋求道德秩序的行为在今天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人们最关心的是公正平等的契约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而不是竞争谁应该额外多付出一些，并以此指责别人不道德。
青年领袖的进步意义也在于此。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创业之初，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要当选“青年领袖”号召他人，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自我实现。“青年领袖”和榜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开放的，反对权威的，后者则是封闭的，作为道德标杆同时也是排他的。所以，当有论者抨击“青年领袖”的评选缺乏权威性时，我以为没有权威性恰恰是“青年领袖”最可珍视的地方。如果我们认同思想共和国的价值，赞成每个人都可以而且能够自由思想，那么就不应该稀罕这种权威。因为，任何人都“有领有袖”，都可以借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与奔放的热情让自己或他人充当一时一势的英雄或“领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或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上，今日中国“青年领袖”异军突起，让人不禁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之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繁荣。中国也将因此迎来一个“领袖辈出”的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领袖辈出】
张靓颖作为娱乐圈的新人，为何能进入“青年领袖”的行列并受到如此意义重大的论坛的邀请？赞成者如有参评人士指出：“张靓颖是博鏊亚洲论坛结合各个评选人的意见评选出来的。张靓颖是从‘超女’中冲出来的‘大众音乐’的英雄。无论她的出身、成长、成名，还是她本人的条件、水平，都是对‘大众音乐’最好的注释。”
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里，套用诗人韦尔特书信里的词语，传播“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但是，当“大众＋传媒”赋予一些育年才俊以“领袖”之名，以致“镁光灯下，领袖辈出”时，无论是台上的领袖，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更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一判断之最紧要处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传媒，和司马昭一样，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手中的权柄，而“商界领袖”“娱乐领袖”也没有因为“抱得领袖归”而多半点执行力或者强制力。就像新闻记者被人们“封（无冕之）王”，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在柴米油盐中过着庸碌寻常、仓促无力的一生。
从这方面说，笔者更愿意将“青年领袖”们视为一群穿戴着光鲜或古老的时代价值的模特。换句话说，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推选出几个“青年领袖”，一方面，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对青年才俊的奖赏，是一个理性社会自我激励在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另一方面，这也为我们平凡无奇的生活添选一点亮色。虽然这些才子佳人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引领时代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遂其心愿左右整个社会，让社会在他们的哨声里齐头并进。
如上所述，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无设这些青年荣获怎样的“领袖”头衔，社会并没有赎予他们任何强制力，让他们可以逼迫台下或远程的看客换上被摊派的衣裳，走到T型台上去合唱。
如有媒体指出，青年领袖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他们（指李彦宏等）奋斗之初不属于哪一个利益团体，没有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某一个‘家长’。他们没有家族资产可以继承，也没有某一个组织的照顾和扶持，但他们也因此而拥有了更宽广的天地。……他们的传奇，是这个时代的传奇，是开放时代的必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希望。”（《开放的时代创造青年领袖》，《新京报》2006年4月21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闭社会走向了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的社会，因为开放，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获得历史的酬劳。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开始了“领袖下凡”，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成长，同样为“凡上领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因此看到许多寻常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非凡成就，并被一些媒体或团体，追捧为“商界领袖”或“娱乐领袖”。“领袖下凡”与“凡上领袖”所为我们一起展示的，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动人图景。领袖与凡人之间的政治樊篱被彻底打破，没有高高在上与低低在下的区别。
传播本质上都是双向交流。对于旧有观念与仪式的瓦解，仅靠“领袖下凡”显然仍不足以完成。如果我们有着开阔的心胸检讨过去，就不得不承认对“英明领袖”的崇拜与对自我的放逐曾经导致中国历史上一场整体性的社会灾难。但是，对“包罗万象的领袖”的防治，以及有关记忆伤痕的弥合，并不是通过抛弃“领袖”这一词汇所能解决。相反，我们更应该对“领袖”正本清源，通过“领袖下凡”和“凡上领袖”见证“领袖”回归平凡。
今日中国，世易时移。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在这个渐次开放的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抛弃原有的关于政洽或意识形态的旧识或歧见，鼓励更多的“青年领袖”出来抛头露面。事实证明，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因为众多“青年领袖”的出现遭受亏损，反而因为他们的活力四射有所增益。就像“意见领袖”在公共空间代表着“观点掮客”一样，各行各业的“青年领袖”，同样以时代价值与生活进步的掮客姿态出现于公共视野，但是他们并不实施任何强制的说服。至于“买卖”是否会成功、价值是否被引领，则完全取决于各自判断，毕竟在“人的生意”上强买强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应该批评的不是“领袖”太多，而焉“领袖”太少人人生龙活虎，国家才有希望。
一个人的传统
人生而现代，却无往不在传统之中。
在《死亡诗社》这部电影的开篇，校长问学生们什么是威尔顿教会学校的四大支柱。在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传统、荣誉、纪律、优秀”。然而在私下里，学生们则把这所按部就班、载满荣誉的名校视为“地狱”。
新来的基丁老师讲的每句话都显得那样意味深长，“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为了不枉度“不纵即逝”的青春，年轻人应该迎难而上，敢于祧战传统和权威。当然，如果我们视界开阔，就不难发现，敢于创新与挑战权威，同样是一种传统。所谓“挑战传统”可能是以一种新的传统挑战另一种传统。
【传统即信息】
什么是“传统”？《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传统的经典解释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和制度等。”如果我们将文化、道德、思想以及制度等都视为一种信息变量，就不难发现，所谓传统同样是可变的。即使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的精确指标。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因为时光永无歇息地流逝，传统在传播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入新的元素。比如，新的传统（噪声）不断地被发明，而旧的传统（信息）在一点点消逝。新旧交替或交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传统。
传统即信息。换言之，传统作为信息整体而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地编码与流播。然而，任何信息都有开放性，所谓“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是这个道理。当传统变成信号发射，会有各种各样的噪声（积极或消极）加入进来。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①旧传统不可能完整地传达到下一个时代；
②旧传统可能为本地或他者新传统的发明提供材料。
当传统被视为信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中充满悖论。毕竟，信息有真有伪，它只追求传播，并不负责绝对正确。
如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所指出，“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盂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再悲叹耕者失其田”。
作为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人性剖析最深刻的人士之一，明恩溥的批评，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外来信息加入到对中国传统的改造。
【传统的发明】
谈到传统的改造，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经典的“寓言”。
实验人员把五只猴子关进一个笼子里。笼子上面挂着一串香蕉和一个自动喷水装置，只要有猴子拿香蕉，马上会有水喷向笼子，将五只猴子淋湿。每次尝试都失败后，最后猴子们达成共识：不要碰香蕉，否则水会喷出来。
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一只猴子换掉，换进一只新猴（A猴）。“A猴”看到香蕉，立刻去拿，结果被另外四只猴子暴打一顿。因为那四只猴子认为“A猴”的行为会让它们淋水，因此齐心协力制止“A猴”碰香蕉。当“A猴”的每次尝试都会引来一阵暴打，它便很快接受了香蕉屁股摸不得的所谓“猴子共识”。
用相同的步骤，实验人员陆续换掉了所有旧猴。当新来的“B猴”想拿香蒸时也遭到其他猴子的慕打。有意思的是，维持秩序者同样也包括“A猴”。当禁忌变成了一种传统，“A猴”变成了传统的忠实捍卫者。就这样，当笼中猴子都被换成新猴子，也没有哪只猴子敢动笼子顶上的香蕉。它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香蕉成为禁忌。即使实验人员早已经挪走了喷水装置，猴群仍会通过他律与自律来维护它们的“猴子共识”。这便是“传统”的由来。
当然，这里的传统是一种消极的传统。就像房龙在《宽容》里写的一样，第一个走出山谷的人，回来后注定要被乱棍打死。套用哈维尔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叙述，这个故事同样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造物，传统是人的造物”。传统只有不断地被发明，被改造，真正以人为本，传统才会有价值。
关于传统如何被发明，在霍布斯鲍姆主编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有详细叙述：“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至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等不同的个案来详尽地论证“传统是被发明”这一似乎违背常识的看法。在这里，传统不再是不变的、恒定的历史连续性叙述的神话，而是源于晚近历史的“发明”和“生产”。
在中国，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汉人的头发。清军人关时，为了保住所谓“头可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