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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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