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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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人，都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孙文派来的，伸手管都督要官，不给，就拔出手枪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洪江会下山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在南昌城胡作非为。讨一个头衔，就自称师长旅长，成群结队，背着大刀，头扎英雄结，招摇过市，公开开赌，寻衅闹事，甚至打家劫舍。面对混乱，吴介璋束手无策，大体上管不了。
管不了事的都督，很快就成了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很快一封“公函”来到了都督的桌子上，“公函”是一个命令，上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孙汶章”，即孙汶之印的意思。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兹委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随函还有一封也不知给谁的信：“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彭程万摄理赣军都督，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一百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显然，这个命令是假的，假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因为只有在清朝通缉令上，孙文才被污蔑性地写成孙汶，加上三点水，意思就是说孙文是江洋大盗。真的孙文，怎么可能自称孙汶呢？信更是假的，孙文再不堪，也不至于为了某人当都督，要派人扔炸弹做威胁的。可是，当时的都督吴介璋却不明里就，他此前不过是个清朝新军的军官，根本不知道孙文的名字到底是文还是汶，也没有心思去辨别真假。这个被人推上来的傀儡都督，其实做得也不舒服，加上还有敢死队炸弹的威胁，正好就此下台。于是，他就真的把彭程万找来做了都督，自己让位走人。
当然，写这封敲诈信的人，不是彭程万，他们推出彭程万，不过是想顶一个更加懦弱的人在上面，好为所欲为。彭程万革命前，只是个小小的测绘学堂的监督，既无名气，也无魄力。做了都督，在人前讲话都浑身发颤。做了不到一个月，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接任者是九江都督马毓宝。江西不到两月，换了三个都督。事情到此，还没算完。因为这个马毓宝革命前也不是革命党，当然也没有立宪党人的后台，所以，位置也不稳。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真命天子”，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李烈钧是日本士官生，在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直在云南讲武堂做教官，武昌起义前，奉命参加永平秋操，半道闻听革命，改道南下。先在马毓宝那里做参谋长，然后去了一趟武昌，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三挺马克沁机枪，其中有一挺还是打不响的。他用这三挺机枪，成立了一个机枪营。当时机枪还是个稀罕玩意，江西很落后，人们没见过这东西。李烈钧就凭着这三挺机枪，做了都督，也用机枪，整顿秩序。上任不久，公开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洪江会头子，他是正牌的革命党，不怕这些会党，公审之后，用机枪执行枪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筛子，让江西老表们领教了机枪的厉害。然后把两挺机枪架在都督府门口，一挺是好的，一挺是打不响的，但唬人足够了。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钧，也怕机枪，一时间销声匿迹。
就这样，李烈钧这个都督坐稳了，再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地位。江西的秩序，也开始恢复，军队也得到了整顿。袁世凯上台之后，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江西是地位最稳固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二次革命，唯独江西的抵抗，才像个样子。这一切，追根溯源，亏了那几挺破机枪。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滥封官爵的事儿，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规矩坏了，皇帝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的小家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私卖官爵。说是私卖，有点不确切，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国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长，所有官员，都像是他聘的雇员，按期领工资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给谁，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家天下”这个概念，多少有点犯忌。真要是把话挑明了，士大夫们兴许就不给皇帝卖命了，同时，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点的皇帝，都说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者的面目出现，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齐治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皇帝不经过官僚机器的手续，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们视为走后门。
东汉末年的官衔是可以买的，但资源有限，因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卖的是爵位，这个玩意，理论上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伙的买卖，主要经营项目是这个。卖到最后，关内侯，滥羊头，封爵的帽饰貂尾都不够了，只好拿狗尾巴来对付，于是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狗尾续貂。到了唐朝，官职都在中央政府手里控制，所以，皇帝谋私，就直接卖官。不经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儿。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官爵之滥，是因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现，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而成为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官滥到最后，官衔和官缺（职位）需要分开来卖，一个官职，后面有一大堆排队候缺的。
滥封官是一种王朝弊病，确切地说，是王朝末世病，革命党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这种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只要是革命党人说了算，滥封官的现象，都很严重。滥封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实没什么功劳可言。江西独立之后，师长旅长，满地都是。还可以说是因为都督不是革命党，架不住号称革命党的会党人士的要挟。但是，湖南独立之后，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党，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还滥。
湖南的独立，几乎没怎么动枪炮，巡抚余诚格溜了，只杀了一个并没有抵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要说功劳，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但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说的是历史功绩。焦达峰做都督，本来有点勉强，但是大人物都没到场，也就是他了。不过，混迹于新军和会党的陈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强，据说此公人品人缘都不怎么样，一个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陈二人能做都督，别人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焦达峰当时才二十五岁，长期在哥老会里混，完全不明白官场的规矩。他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员，都跟他们一样，斜披着白带子，上书官衔。正经的官服还来不及定做，先把官瘾过了再说、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后来人越来越多，书记官忙不过来，就弄些白带子盖好印，挂在那里，谁来了，要什么官自己写。官衔写的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来的人，觉得官怎么大，就怎么写。光要官不算，有人还要钱，宣称自己要招多少人马，就支一笔钱走。你说能招一标，那好，标统，他说能招一协，那好，协统。钱刚支走，转天还来要。会计问他要花费的明细账，他说，我们办大事的，算什么细账！不给，就大闹，拔出指挥刀来，到处乱砍。那一阵，长沙唯一一个卖指挥刀的店铺，存货全都卖完了，满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挥刀。好些标统和协统，司令部门口，只有两个兵，雇来站岗的，枪也许还是借来的。原本，湖南的新军，只有一个协（旅），但革命后，不知多了几个协，连镇（师）都出来了。到底有多少兵，作为都督的焦达峰，肯定心里没数。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军官，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这种做派，其实是江湖好汉的风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做了皇帝，弟兄们都得有个官儿当当。义气是够义气，但就是皇帝也不能这么做。革命党人为了快速见效，联合会党，但每每不是革命党影响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来，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尝革命果实——跟兄弟们一起分享。据时人记载，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赶制自己的都督制服，还好，制服居然在他们被刺杀前赶了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焦达峰遗像，似乎并没有身着都督军服少年英雄的样子。尽管我们对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样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长的。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戏目，很平常的说唐故事，说的是瓦岗寨的一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这是人们编出来的戏文，不是历史实有的真事。但是，在辛亥革命中，戏剧界中人还真的上演了一出“打登州”，不在戏台，真刀实枪地在登州地界上，拿下了登州。此前，只听说上海伶界的新派人物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参与了革命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但这种参与，大体属于帮忙起哄性质。而拿下登州，却完全是艺人们一手包办，不能说不是一件奇事。
虽然说，艺人经常会对当政者有一点讽刺挖苦，官员自不必说，即使是皇帝，也每每会被嘲讽一两下的。但是，这种挖苦嘲讽，一般都是借前朝说事，断然没有人敢拿当朝的要人公然开涮的。京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清朝皇家特别的看顾，所以，在戏剧界京剧为老大之后，整个伶界对于政府，总基调是支持的。京剧一些头面人物，跟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关系，好到了发腻的程度，即使不讲政治倾向，单论个人感情，他们也向着贵人。西太后这个人，自打戊戌之后，知识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人人痛恨，但是，京剧界却总是感念老佛爷的好——老佛爷也的确对他们好，没有老佛爷，京剧决定没有后来国粹的地位。当年京剧《法门寺》，骨子里就是给老佛爷编，给老佛爷演的，戏里不仅太后圣明，连太监都是好人——连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并给捧了。更早一点，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虽然天下大半都不姓爱新觉罗了。但京剧演员们，却一门心思支持朝廷。当初有出挺红的戏《铁公鸡》，演的就是清军打太平军的事。
艺人一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即使有点民族立场，也多半来自于戏剧。但他们有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往往跟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知恩图报。像革命党人那样，把私人恩怨和国家利益截然分开，像徐锡麟那样，可以对给自己有恩的人开枪的事，艺人是干不出来的。从自身利益来讲，唱戏这种“开口饭”，只有在政局稳定，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吃的好。大乱到来的时候，人们逃命都来不及，谁还去听戏呢？所以，艺人支持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晚清的中国，是个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地方。外国人来了，洋玩意来了，中国人变了，尤其是知识界变了。不仅读书人下海唱戏了，而且还有了外面传来的文明戏。在变化中，还出现了上海这种华洋杂处的地方，不追求时髦就没法活的所在，即使是唱京戏，也得有点新玩意。搭上实景，玩点花活儿。参与攻打制造局的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潘月樵演戏，特喜欢在戏中插入充满新词的演说，尽管跟剧情毫不相干，但观众每每欢呼拍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革命一起来，就成了时髦，报馆都不能报革命失利的消息，一报，准挨砖头。所以，有艺人参与革命，也正常。潘月樵死后的碑文曰：攻打制造局之役，“秋风凄雨之中，单骑疾驰，首敢死队，次先锋队……四警察队，五商团队，都三千人，君为之帅，抵制造局。重门加键，屹若长城，引满列戎，俨然大敌。门者多湖湘子弟，君排众直前，晓以大义，咸感重而泣。”还说，绕到制造局后面放火，也是潘月樵干的。凡写碑文，也许有点夸张，但人家的确是参加了，也是事实。
比潘月樵更热心革命的艺人，也是有的，他们打下了登州。打登州的艺人，是演文明戏的。所谓的文明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话剧，算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