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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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中涂抹掉这一事件。要了解这种不公正的程度，人们只须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政府在战后的赔偿就一清二楚了。虽然仅金钱本身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但至少可以说明罪孽的元凶究竟是谁。
　　作为赔偿，德国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还要在2005年赔偿200亿德国马克。@如果把所有的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款，这些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日本人则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赔偿。有一个时期，就连瑞士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补偿战争中受到损失的犹太人的帐户，而许多日本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任何应当赔偿或是道歉的事。他们还诡辩说，他们的政府被指责所犯下的许多暴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确凿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其他辱没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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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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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日本政府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事宜都已被1952年旧金山和平协定所解决了。但读一下这个协定就会发现，问题是要搁置到日本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再进行解决。协定第五章14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已是共识。但是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有目共睹，所以，须等其经济复苏，再向各国的所有损失和痛苦进行彻底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时期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仅躲避了赔偿的责任，还从美国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从美国的敌对国成为经济强国和竞争者。现在，亚洲人民十分关注日本人中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引起了许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宾外交部长、普里策奖获得者、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更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对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也很有头脑。在二战末期，没人能想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做到了。如果你给他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他们将真的会成为军事强国。〃
　　但冷战已经结束了，中国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他曾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欺凌的亚洲国家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能够同日本相匹敌。在今后的几年里，人们会看到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积极的大跨步行动。美国社会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亚洲人。与他们密集于科技领域听父辈们不同，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扩大在法律、政治和新闻业中的影响……在北美历史上，亚洲人很少在这些领域涉足。
　　从我开始写作本书到脱稿期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南京暴行以及关于慰安妇、日本用战争受难者进行医学试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的暴行纳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商也已规划了建立中国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已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战争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为一项提案，不久将会进入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豪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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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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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使日本政府面对其战时政府罪行全部事实的运动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对官方否认战争暴行的行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跃的日本人认为，如果日本想在未来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须承认过去。1997年，日本复交友谊协会（一个民间团体。……编注）发表了以下声明：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负，它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给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带来了苦难。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15的岁月中，日本一直发动着对中国的战争。持久的战争使数千万中国人成为受难者。在此，我们真诚地为日本过去的错误道歉，请原谅。当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可以继续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战争当做“圣战”，而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或者同本民族过去的残暴行径决裂，认清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它才无法将其可怕的“爱”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如果当代日本人不采取行动去坚持真相，历史就会给他们带来如同其先辈一样声名狼藉的危险。
　　对于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仅在法律上有责任，更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承认。至少，日本政府应当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并赔偿浩劫中的受难者。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屠杀的真相教育给将来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还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合上自己历史上污迹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话，这些早就应该做到的工作对日本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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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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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3人都生性好冒险。德丁是一个来自休斯敦的29岁的记者。为了免费坐船从美国去中国，他曾在一艘货轮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绞车。一到上海，他先为一家英文日报工作，不久便转为《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斯蒂尔是位资历较深的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满洲和亚洲战争的扩大。麦克丹尼尔也许是3人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在屠杀之前，他曾开车穿越乡下的战线，差一点在其“寻找战争”的调查中被炮弹炸死。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屠杀开始仅仅几天之后离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时间内，他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饶有兴味的报道，由美国各家最负盛名的大报登载在显著的位置上，而且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记者脱离其作为中立观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参与者。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从而成为他们自己报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麦克丹尼尔承担起保护美国大使馆中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大屠杀期间，他们多数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大量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努力帮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领回来的常常只是他们的遗体），还要赶走那些试图冲进使馆的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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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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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们甚至试图去救助那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人，即使仅仅是为了去安慰这些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的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德丁遇到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国兵，他的下巴被炸飞了，身体淌着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几年后德丁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或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只是愚蠢地决定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放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在他手中。当然，对他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多数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发送他们的报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码头的路上，在水西门下，记者确确实实不得不开车碾过几英尺的尸体，狗已经开始啃啮这些尸首。后来，在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军人把1，OOO名中国男子排成行，强迫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跪下，并挨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杀人的时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烟，就像这整个场面给了他们莫大的欢乐。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待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在这座被毁的中国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见了更多的死尸并经过一长串双手被缚的中国男子。其中一个从人群里挣脱出来，跪倒在地，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麦克尔丹写道：“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新闻短片制作人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摄下轰炸帕奈号的情景。轰炸的时候，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正好在船上，摄得一组这次行动的极佳镜头。尽管他们得以完好无伤地在这次袭击中逃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一个手指擦破了皮，帽子给子弹打穿，其他新闻记者却没有这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在跟随艾利爬上帕奈号时，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后脑，他于几小时后死去。艾利一面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藏在河边的芦苇中，一面用帆布把他和迈耶尔的片子裹好埋入泥中，他担心日本上岸杀害他们。后来片子安全挖出并运往美国。这一事件的部分新闻镜头在全美国的影院放映。帕奈号沉没在美国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超过了南京所有大规模暴行和屠杀之和。12月13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他对轰炸感到“震惊”，并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赔偿。数日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抵达文明世界时，公众的反映反而更加激烈。有些幸存者仅裹着毯子、中国棉被和破布片，又脏又冷，仍然惊魂未定或已气息奄奄。他们的遭遇和照片很快便被加上“日军整整一小时轰炸下的帕奈号受难者”和“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掠夺性统治”之类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大报上。当艾利和迈耶尔的片子在影院上映时，更加激起了美国观众的愤怒和反日情绪。日本人的破坏性控制外国记者离开南京的那一刻，日本人封锁了这座城市以防止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身经历了封锁的开始。那天他开车送一些记者出城去河边地区以便他们乘一艘炮艇去上海。当菲奇试图开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个日本卫兵在城门外拦住了他，坚决不让他重新进城。甚至与菲奇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冈村也无法说服士兵让他们通过：“大使馆对日本的军队起不了作用。”最后冈村只好塔其中一辆车去军队司令部为菲奇取特别通行证。当日本最终允许少数几个外国人进城时'，他们严密控制他们的行动。2月，他们允许几个美国海军军官上岸进南京，但只能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乘坐日本大使馆的车。直到4月份，日本最高指挥部仍不许多数外国人自由进出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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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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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掩盖其军队令人厌恶的暴行详情，日本甚至阻止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然而，最终证明他们未能成功地掩盖事实，尤其瞒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