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小说集-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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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较量了。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凑近我的脸，大声嚷嚷，故意让大家听见。
“‘敢情你是个窝囊废。’
“‘不错，’我说。‘我不怕做窝囊废。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对大家说，你骂过我是婊子养的，朝我脸上啐过唾沫。现在你舒服了吧。’
“那个卢汉娘们把我插在腰带里的刀子抽出来，塞进我手里。她着重说：
“‘罗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们诧异地让开。我才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我到了乌拉圭，在那里赶大车。回国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圣特尔莫一向是个治安很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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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①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②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
②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作家，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高乔战争》等。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乌里亚特爬起来说：
“我要同你决斗，就是现在。”
不知是谁——愿上帝宽恕他——怂恿说武器是现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开玻璃柜。马内科·乌里亚特挑了那件最显眼、最长的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敦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另一人说马内科挑选的简直是把剑，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时他的手在颤抖，谁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厉害。
按照习俗要求，人们不能在他们所在的室内决斗，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则是对主人不敬。我们半是正经、半是开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湿的园子里去。我感到陶醉，并不是因为喝了几杯酒，而是由于将要看到的冒险行为；我盼望有谁杀人，以后有可以叙说、可以回忆的材料。在那一刻，别人的年岁也许不比我大多少。我还感到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旋涡，把我们卷了进去，搞得晕头转向。大家并不相信马内科的指责；认为他们早有积怨，这次无非是借酒发泄而已。
我们经过凉亭，走进了树林子。乌里亚特和敦坎两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互相提防着，唯恐谁搞突然袭击似的。我们来到一块草坪旁边。敦坎略带威严地说：
“这地方合适。”
两人犹豫不决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们喊道：
“扔掉那些碍手碍脚的铁家伙，凭真本领打。”
但是两个人已经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伤着自己似的有点笨拙；他们先瞅着对方的武器，后来盯着对方的眼睛。乌里亚特忘了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轻蔑。危险使他们变了模样；现在打斗的不是两个小伙子，而是两个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场决斗即便是混乱的刀光剑影，至少也应该和象棋那样，能让人看清，或者几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虽然过了那么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并没有被岁月冲淡。我说不准他们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时间所能衡量的。
他们没有用斗篷缠在手臂上防护，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挡打击。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条，被血染成殷红色。我想，当初以为那两人不善于这种格斗是错误的估计。我很快就发现，由于武器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弥补短兵器的不利条件，想尽量贴近对手；乌里亚特步步后退，以便用较长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柜子里有兵器的那个声音喊道：
“他们起了杀心。不能让他们斗下去了。”
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①和古铁雷斯②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①波德斯塔（185—1920），阿根廷医师、现实主义小说家。
②古铁雷斯（185—1889），阿根廷作家，著有《胡安·莫雷拉》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小说。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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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穆拉尼亚
多年来，我经常自称是在巴勒莫区长大的。现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学夸张；实际上，我的家是一道长栅栏另一边的一幢带花园的房子，里面有我父亲和祖辈的藏书室。人们告诉我说，拐角那边才是玩刀子和弹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写了一篇评论郊区诗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埃米利奥·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学的同桌同学，过了这么多年，我一时认不出他了。罗伯托·戈德尔肯定还记得他。
我们一向不很亲近。时间使我们更加疏远，互不关心。现在我记起是他把当时下层社会的俚语切口解释给我听的。我们没话找话，谈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提到一个只记得名字的、已经去世的同学。特拉帕尼突然对我说：
“我借到一本你写的关于卡列戈的书。你在书里谈了不少恶棍的事情；博尔赫斯，你说你对恶棍有多少了解？”
他带着近乎惊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资料根据，”我回说。
他打断了我的话：
“资料是空话。我不需要什么资料；我熟悉那种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对我说：
“我是胡安·穆拉尼亚的外甥。”
上一世纪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间，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