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主任iv-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他梦想超越顾怀远的梦从来就没有醒过。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顽强地用笔写，连手指都磨出了茧子。他之所以坚持用笔写，而不用电脑打，是因为他坚信像《驻京办》这种匠心独运的现实主义力作，必须要留下手稿，应该说文学界已经闹手稿荒了，作家们都热衷于在电脑前敲键盘，却忽略了手稿是任何一位有价值的作家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的财富。王晓方窃喜，顾怀远一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坚持用笔写，他的手稿越来越多。即使废弃的草稿，他也坚持不让妻子塞进碎纸机。终于大功告成的那一天，他将厚厚的《驻京办》手稿得意地放在妻子面前，希望妻子多提宝贵意见。多年以来，妻子一直是他的第一位读者。一个星期以后，妻子读完了王晓方的手稿。王晓方兴奋地问妻子，读了《驻京办》以后感觉怎么样？妻子未加评价，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老公，我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故事，在日本青少年书法展上，有一位九岁的天才小书法家，四幅作品全部被收藏家高价买下收藏，但是二十年过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人脱颖而出，而这位天才小书法家却销声匿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王晓方不知道妻子想说什么，懵懵懂懂地摇了摇头。妻子接着说：“因为这位小神童临摹王羲之的书帖成瘾，二十年下来，他把自己的书法个性磨得一点都没有了。尽管他的字与王羲之的字比较起来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是在艺术家眼里，他的作品只能算是仿制品，没有任何鉴赏价值。老公，重复和模仿无异于抄袭。”
妻子的话让王晓方沉默良久，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拥有两套思维方式，一套是自己的，另一套是顾怀远的，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被顾怀远的思维方式牵着，可能是顾怀远的书读多了，也可能自己太想超越顾怀远了，以至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他，揣摩他的思维方式，就像那个日本小孩揣摩王羲之一样，久而久之，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王晓方拥有了顾怀远的思维方式，却丢掉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这让他内心世界非常窘迫。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加法，拥有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之后，王晓方不知道思考着的人是自己还是顾怀远，连做梦都分不清是谁在做梦，这让王晓方很惶恐。妻子提示他，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又想起了齐白石老先生告诫学生的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看来自己只能效仿齐白石老先生的学生“寻门而入，破门而出”了。
“既然我对顾怀远这么熟悉，何不就用小说创造一个顾怀远。”想到这儿，王晓方有些激动。他想起博尔赫斯借他小说中的人物奎恩之口说过的话：“在文学所能提供的各种幸福感中间，最高级的是创新。由于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许多人只能满足于模仿。”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模仿，但幸福感却无法模仿。为了不再重复和模仿，王晓方决心一定要见一见顾怀远。
刚好王晓方的《蜘蛛》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反响还不错，出版社决定在北京为《蜘蛛》这部长篇小说开一个研讨会，王晓方心想，研讨会上一定会邀请许多评论家、作家，说不定就有顾怀远的朋友，到时候就能打听到顾怀远的联系方式。
王晓方是迫不及待地乘飞机赶到北京的，他入住的酒店离出版社不远，当他从出版社专门接他的面包车上下来时，发现 自己即将入住的酒店挂了一条横幅：“热烈欢迎著名作家顾怀远下榻本酒店”。王晓方欣喜若狂，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与顾怀远住一家酒店，他急三火四走进酒店大堂，来到总台问顾怀远住的房间号，服务小姐笑着说：“顾老师刚刚退房，去王府井书店签售了。”王晓方连忙问：“知道顾老师签售活动结束后去哪儿吗？”服务小姐微笑着摇摇头。王晓方心想，决不能和顾怀远擦肩而过，应该立即去王府井书店。想到这儿，他快步走出酒店，一头钻进了面包车……
·21·
后记：透过心灵极目远眺
当代西班牙著名画家米罗说：“我需要一个引发点，不管它是一粒尘埃，还是一线阳光，都能给我许多生生不已的东西。”有一个引发点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前提。我说过，我不属于创作，我属于创造，因此我的引发点只能是思想的火花。我喜欢感受思想的力量美，为了获得这种美的享受，我必须透过心灵极目远眺。
小说是一种思想游戏，所谓游戏就是一种心灵历险，这恰恰是创造的巨大魅力。小说创新不仅是小说家创作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探险，也是读者阅读心理上的一次大历险。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个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潜藏于作品之中，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行、心理得以表现，这种开掘与阐释的过程是阅读的价值所在。
正是由于人类透过心灵极目远眺，才发现了与现实并存的艺术世界。人类对世界与人自身的认知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因此艺术的创造就永无止境。创造并不是否定，或许是在否定基础上对继承的再认识。通过再认识，发现美、研究美，在捕捉美的过程中实现创新。
作为一名坚持寻找小说文体特性的作家，我一直试图突破和超越自己，《驻京办主任四》是一次新的心灵历险。
从小说艺术问世以来，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就一直是一对矛盾。但仅就创新而言，相对于小说的题材和内容而言，小说的形式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每一次形式试验，其实都是对人性、对政治、对哲学、对社会、对心灵的提问。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写”本身，而在于“如何写”。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形式往往会揭示小说的内容。
我强调小说家首先要是个思想家，并不是想在小说中解决所谓哲学问题，哲学是阐释实现了的美，而小说是发现未发现的美，两者是互相质疑或互相补充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小说的形式讲述哲学家们用哲学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我无意成为哲学家，我痴迷的是如何开拓小说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文学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内核恰恰是思想。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文学创作更需要解放思想，但是人们的思维定式一旦形成，很难冲破思维之狱。从这个角度说，《驻京办主任四》无疑是一次大胆的突围。创新是化腐朽为神奇，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是勇敢、果断地走进现实，走进生命本体，并以突破思维之狱的勇气和胆识将自己拥抱的现实与生命本体转化为诗意的形式。艺术直觉告诉我，《驻京办主任四》是一次文体的冒险，是一次思想的游戏，是一次语言的探析，是一次审美的体验。
一
叙事视角在小说叙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一般一部小说只有一个固定的叙事视角，要么是第一人称，要么是第三人称，很少有以第二人称作为叙事视角的。我在《驻京办主任四》中充分运用了叙事视角，融合了三种人称叙事的优点，使小说同时具有了第一人称的主体性，第二人称的对话性和第三人称的全知性。三种人称视角综合运用、巧妙切换，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叙事结构。《驻京办主任四》直接采取了多个视角的叙事技巧，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结构，而且可以从多个视角上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实现了文本叙事向空间逻辑的转变。这不仅让我在创作中感觉到有足够的创造自由度和灵活度，而且给予了读者阅读的挑战性和自由想象的空间。
在《驻京办主任四》中，不仅采取了多个视角叙事的技巧，而且采取了小说套小说的方法。在顾怀远创作的《驻京办主任》中，小说的隐含读者是专案组领导。因此，丁则成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坦陈自己的罪过，并且不时对自己调侃和嘲笑，第一人称的叙述特别适合于心里忏悔，因为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自性。丁则成直接将读者带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总之，他、我、你三个视角实际上是人的三个侧面。三种叙事视角的融合，有利于“我”具有“他”的全知性视角，“他”具有“我”的内在主体性，同时通过“你”进行对话，使得三者互为镜像，达到自由、全面叙述的目的。
二
一部小说不管用何种手法成书，思想都是它的灵魂。这“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在这里，米兰·昆德拉将小说显现的“思想”概括为是作家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小说是对人进行精神实验，当然这种精神实验是作家对“人的存在”的整体考察、感受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专属于小说的表达方式。
《驻京办主任四》在思考上，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尖锐地批判了官本位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深刻地指出，那些最动听的政治语言，正是社会的顽症之所在。呈现了只有文学才能说出而政治不能说或说不出的人的生存真相。其实真相是非常主观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创造着自身的真相，真相存在于创造之中，存在于主观意识之中。
我创作的中心是人、主体、自我、内心世界，着重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在这里，意识是绵延的思想流，具有思想性的作家不仅是社会的观察家、历史的见证人和人性的呈现者，他必然有自己的人性观、哲学观和历史观。
《驻京办主任四》从四个方面呈现了思想的力量美。在“他”章中，映对的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将七位大师的七部名著的思想通过顾怀远的思考散落在字里行间，这七位大师是简·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这七部名著是《曼斯菲尔德庄园》、《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化身博士》、《追忆似水流年》、《变形记》和《尤利西斯》。在“我”章中，映对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几十位哲学家的思想通过丁能通的思考散落在日记当中，用这些思想对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你”章中，映对的是曹雪芹、高鹗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想不到用《红楼梦》解读驻京办，竟然有那么多场景相似，仿佛《红楼梦》不是一部古典小说，而是现代小说似的，这不仅说明经典的不朽性，其现代性更应该令我们深省。在“附”章中，是顾怀远创作的《驻京办主任》，在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套着一部由小说主要人物创作的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其创作难度极具挑战性。但是我并没有采取常规的创作方法，而是采取滑稽戏仿的方法，戏仿了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
戏仿是一场游戏，强调的是对现实生活的解构和颠覆。通过主人公丁则成忏悔式的长篇独自，将读者直接带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直接潜入主人公内心裂开的无底深渊一探究竟，从而深刻认识到，旧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文学理所当然是政治的对话者，是社会的对话者，更是自身的对话者。在《驻京办主任四》中，我不仅用第二人称进行对话，还通过丁则成与专案组领导的对话，完成了上述三者的对话。总之，在创作过程中，我力争使小说成为有思想的小说。
三
《驻京办主任四》是一部将触角伸向人物内心的作品，正如年轻人喜欢实地旅游，而老年人喜欢神游一样，就语言来说，我更倾向于神游，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力争使意识流化为思想流，使思想流化为语言流。
通过语言的流动，让读者体悟大河奔涌的畅快、小溪流淌的恬静、瀑布倾泻的力量。在语言上用词以保持叙述的张力为主，力求语气轻松，使得叙述声音和所描述的对象之间获得一种情感的距离，正如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引用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一句话：“就像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语言的轻松化增强了幽默感和诙谐性，使得文字有时像绅士一样“文质彬彬”，有时像孩子一样活泼可爱，有时像姑娘一样腼腆秀美，有时像喜剧演员一样调侃诙谐。当然语言的轻松不等于意义的轻松，在《驻京办主任四》中，我有在轻松语言中表达不轻松的意义的决心。心灵自由时，必倾心于语言，渴望于表达。正如政治言辞如果不落实到个人，只不过是一番空话一样，我力争通过语言透视心灵，达到轻松而怡静地写出官场原始神态的目的。
四
文学的根本目的是审美，高尚的文学品味一直是我创作追求的目标。我在《驻京办主任四》中，自始�
